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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棱堡克星何如宾

原帖

南朝论坛:

状态

未完结,待转正。

开 始 时 间:2012-6-22

最后更新时间:2012-6-22

正文

大明军队与对髡战争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何如宾出生于明朝卫所将领世家。他在掌管家族世袭的雷电卫后,一直在明朝军队中工作,担任过各种军职,自万历四十五年起掌管明广东指挥使司。崇祯3年2月,被任命为明朝廷在海南岛军队的总司令,指挥明军对元老院和澳宋军队作战。由于明军逆历史潮流,妄图对抗伟大光荣正确的元老院和澳宋军队,因此屡次战败,他的总司令之职于崇祯3年10月被撤职,战争结束后,返回广州,被弃置不用,退隐于肇庆乡间别墅。元老院进入广州时,何如宾能够认清形势,果断的站出来为元老院做了一些有用的工作,后来任广东省高级巡视员。

本书是作者在战事停止后逗留海南期间和后来在乡间别墅里写成的,脱稿于弘光6年11月。原书名为:《何如宾将军关于海南作战的札记》,全书分为四卷:第一卷,《渡海战役》;第二卷,《澄迈战役》;第三卷,《海口战役》;第四卷,《战争总结》。第一、二卷为作者在元老院特派员的指导下写成,第三、四卷则为作者自己执笔。

第四卷共分十二章,其内容大致有下列几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在十五、十六世纪中明朝军队的状况与明国在岭南地区面临的问题和工作,第二部分说明作者对海南岛问题和红毛人(荷兰)问题的意见,第三部分总结元老院和澳宋人民之所以战胜和明朝廷之所以战败的原因,第四部分为向元老院和澳宋人民提出的在内地和塞外与明朝军队及鞑靼人、女真人等游牧部落作战的建议,第五部分为战争总结。

本书给予读者最深的印象是贯穿全书的为自己辩护的语气,作者为明国战败列举了种种原因,并且不胜惋惜地指出,在明国胜利在望的时刻,过早地妥协了。不过在辩护当中也暴露出明国内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作者一旦认识到了元老院的伟大,在本书后半部分是拥护元老院的扩张政策的,他对于元老院向各方面的扩张,抱着十分赞赏态度,认为这是体现了中国历朝军事家核心思想的。

作者绪言

我这部书的前三卷,记载了这次战争的三次主要战役—渡海战役、澄迈战役和海口战役。虽然编写所依据的是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情报资料,但对于这样一部书来说,不准确之处还是难免的;因为当时我们对于元老院和澳宋人民、军队的所作所为,我们不仅了解极为有限,而且消息来源也是非官方的。再者,在编写这几卷的时候,来自我们自己各个部队和卫所的报告,可资利用的也为数很少,我们能够得到的都是一些慷概。一般说来,最完整的情报资料来自团队的报告,我们几乎完全依靠的就是这些;但即使这些报告也是很不完全的。指挥宫们自然都有自己喜爱的部队,因而同一个营或卫所的下属部队的事,在各自所作的叙述中,记载就很不相同。因此我们就着重于作战、部署和进军的书面命令,以及伤亡表册和消耗弹药统计表这样一些文件。消耗弹药物资统计表不经仔细检查也不能使用,因为行军中的弹药损失是经常包括在发射总数中的。然而,尽管精报资料来源有着公认的不完整和片面性,前三卷所叙述的事实还是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可据以估量明朝军队的士气、战术原则和装备—简言之,据以判断明朝军队战争准备的状况。

关于渡海战役的叙述是把总曹相蛟在海南岛写的,那时他是我的部下,崇祯5年1月被送回北京。他写成后,由我在材料上加以补充,就成为第一卷。第二卷,《澄迈战役》,是在我的指导下由随军幕僚在海南岛写成,后来又经过真理部审定的。第三卷《海口战役》和第四卷《战争的总结》是我自己写的,都在我的乡间别墅。资料的收集,统计材料的汇编,以及第三卷的大部分制图工作,应当感谢元老院和澳宋军队档案局的慷慨,当时我军在溃败中丢失的资料都被他们完好的保存下来,而第四卷的这类工作则由他们同一部门担任。没有元老院和澳宋军队的这些军官干练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这部包括图版、地图和图表在内的两千页的书的完成和付印,就要拖延若干年。

在今天,大明朝廷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在自诩为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明朝与“残宋”、“髡人”刚刚打交道时期所经历的严峻的战争考验虽然如今已成为历史事实,但迄今为止所收集的资料还不足以使我们能够公正地估价战前的各种事件,或者对我们所蒙受的失败作出详尽而圆满的解释。然而直接利用我们最近的经验却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弄清我们的错误和明朝军队弱点的性质,才能帮助元老院和澳宋军队知道如何改进,来面对新的敌人。

在过去,战争是由与平民相隔绝的军户进行的——军户制度这是蒙古人留给明朝的遗产,战争的失败对于全体国民日常利益的触动并不象现在那样深刻,现在服兵役已成为普遍义务,元老院和澳宋人民大部分士兵都是从广大人民中征召来的。现今如果要打赢一场战争,就必须不仅是由一支军队进行战争,而是由一个武装的国家来进行战争。在这样的斗争中,所有各阶级都受到严重影响,人们对于失败比以前更敏锐地感觉到了。当民族自尊心因战争失败而受到屈辱时,通常都要试图弄清失败的原因和承担责任的人,有的人把失败归咎于一般的原因,有的归咎于特殊原因;有的人谴责国家制度或政体,有的谴责个别人。抱着不满情绪的政治派别立即利用国家的灾难作为武器反对政府。

在当时,敌视明朝廷的东林党也是这样,他们不仅在战后极力诋毁朝廷,而且在作战实际过程中也是如此—这对我军是很不利的。这种政党确实乐意看到我们遭受失败,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希望败坏政府的威望,从而实现一场革命。他们的格言是,“事情越坏—就越好。”在开往前线的部队中—特别来自潮汕地区的部队中,他们散发了几万份宣言,怂恿士兵们打败仗,而不要打胜仗。此外,还有许多广州的豪绅,关于我军的作战并未得到确切的消息,关于敌军的作战更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却毫不犹豫地发出以完全不可靠的情报为根据的报道,并对我军所遭受的每一个挫折的重要性加以夸张,这样就更加动摇了公众的信心。许多军官也从战场上写信回家,以轻率的批评、不正确的叙述和以悲观的论调讨论各种事件,来显示他们的聪明。而在实际战争前线真正发生的事情—许多英雄好几个月来与敌人面对面地奋战从没有丧失最后胜利的信念,还继续战斗下去,他们的业绩却写得很少。英勇的士兵、谦逊的青年军官、连队的、骑兵连的、炮兵中队的和团的指挥官们没有写什么东西—他们没有余暇来滥写自己的艰苦与功绩,而新闻记者又很少有人愿意亲眼目睹他们的英雄事业,因为这就要和他们同甘共苦,分担他们的危险。

后方的不实报道进行了大大有利我们敌人的活动;与此相反,它们本来可以利用我军首战失利的消息掀起爱国主义与自我牺牲的浪潮,而且,当着前线困难日益加深的时候,呼吁官民一心奋起作出新的努力,激励濡怯者,并召唤岭南健儿去补充对敌斗争中减员的部队。而它们所完成的,却是向群众灌输对战争的仇恨,使那些开赴前线的人精神沮丧,破坏士兵对军官的信任,削弱指挥官的权威。老实说,军队在克服困难,赢得胜利方面,是得不到什么鼓励的。相反的,从广州送往海南前线的部队,却随身携带着煽动性的宣言,孕育着新灾害的种子。

以最近战争为题材的涉及各方面问题的有价值的元老回忆录和士兵阵中日记已经大量涌现出来了,这些作品,比如油老虎元老对明军的努力也在主持公道。因此,我认为作为当时的明军主将,有必要把战争过程中及战后针对明朝军队及其代表人物的责难分门别类地罗列出来。这些责难,涉及广东指挥使司的,主要有如下数端:

军队对于对髡战争没有准备。

指挥使司对战争的准备采取的措施既不充分,又没有试图阻止战争。

军队的领导人在战争过程中没有很好利用归他们使用的人员和物资。

在这部书的第四卷中,我将尽力对这些责难断然予以反驳,并着重指出通过这次战役应吸取的主要教训,作为将来行动的指导。

当时的明朝军队,工作不是没有计划性的。朝廷对军队耗费了大量的金钱,结果使其他许多紧急需要的项目大为匮乏,一场失败了的战争,比如萨尔浒之战、辽东的丧失都很自然地导致这样的结论:这些经费都白白抛弃了。但在作出任何判断之前,需要充分掌握必须担负的任务和可以使用的财政手段的详细情况。明朝兵部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是它以往多年奉行的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些问题可以说就是明朝遗留给元老院和澳宋人民的教训和遗产。一个国家军队规模的大小和军费的多少必须与这个国家的成长壮大及其邻国的军事活动成正比例,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如果现在的我们要想对世界的安全感到放心的话。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当时的明朝尚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辽东的威胁无限增长,使我们必须维持九边的武装,这种沉重负担看来几乎是不堪忍受的,我们可用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一切军事上新添的和经常的财政需要,而只能满足最紧急的任务。在诸如重新装备南方的炮兵、建设要塞和兵营、积累各种军用物资以及改善部队状况等等这些事项中,决定哪个是最重要的,对北京和南京兵部来说已是够复杂够困难的;但是对于较为重大问题的决定,如哪处边境最有遭受攻击的危险,那就不是兵部力所能及的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总的政治计划,而它又是明朝廷几世纪来所遵循的政策的结果,也是当时明朝国内状况和需要的结果。

天启4年1月1日,在我接任广东指挥使时,我发现许多计划实际上正在进行中,其他许多已经制定的和列为紧迫项目的计划要执行经费尚无着落。多亏我的前任的精明才干和旺盛精力,军队与以往年代相比,已处于高效能的状态,这样我就感到自己在制定下一个工作计划时处于有利的地位。由于卫所与水师之间没有一个协同一致的计划,我不得不在开始任职的头两年拟制一个周密的指导性的说明书。在这个说明书中,我探讨并总结了大明的军事成就,以及在新时期放在它面前的任务,说明哪些已经完成,哪些是留待未来完成的,并指出国家为取得这一成就所作出的牺牲。我检查了两广各个边境的情况,指出了可能作为战场的各个不同地区作战时需要的军队数目和编制,并估计了我们最为可能的敌手的进攻力量。在这样得出了关于下一个世纪一定会面临的任务的某些逻辑结论之后,尚待提出些明确的建议,在军队作战的组织上作些必要的改进。

这部书的第四卷即最后一卷共有十二章。最初几章中包括我于天启6年所作的分析纲要和我于崇祯2年所作的关于广东指挥使司工作报告的某些必要摘录,当然,机密材料是删去了。最后几章依据的是关于最近这次战争的文件、我的日记和报刊上的文章。

我与彻底改变我们下半生生活的战争和随后的重要事件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对于我军作战的失败负有如此重大的责任,所以在这部书中涉及到有关的人和事时,很难希望我采取完全冷静和客观的观点;但是我的目的与其说是以回答对我个人的责难来为自己辩解,不如说是提供材料,以便未来的历史学家易于公正地说明我们失败的原因,从而使元老院和澳宋人民以及行将就木的我们将来得以避免类似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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