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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杰鑫警训班所在——广州府万寿宫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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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ID
北朝论坛 肥仔曙
同人重要信息
地点 广州
涉及方面 地物描述,考证
内容关键字 规划,巡游
转正状态 部分转正
发布帖
北朝原帖 追加:潘杰鑫警训班所在——广州府万寿宫考略
同人写作情况
完结情况 完结
首次发布 2016-9-2
最近更新 2016-11-23
字数统计 (千字) 91.2(带考据资料)

伏波军已经占领广州了,作为舞台会有许多故事展开

这个同人事实上算不得正式意义上的同人,只能算是借同人之名,用流水账的方式

对广州明末历史人文地理资料进行考证和整理。给吹牛和写同人的大家做细节参考。

着重于考证若身处十七世纪,尤其是崇祯末年的广州,大家会看到什么,当时的事物的准确称呼等。

前提是尽可能详实考证,允许合理想象。

大家对广州其他细节的疑问,也欢迎不吝赐教。


成文的参考资料有:

《羊城古钞》

《广州城坊志》

《明清广州城及方志城图研究》

《广州越秀古街巷》(一)到(六)

《广东新语》

图片资料参考二鸦期间到民国一系列老照片

WIKI编辑注:未注明同人的,皆属于考证内容

同人一 广州城

随着广东全省的胜利,大量元老从偏安一隅的临高纷纷迁到广州,黎卓贤元老就是其中一人,他在穿越前是广州的土生土长的土著,过了三十几年一事无成的生活之后又离了婚,因此决定搏一搏跑来穿越了,俗语说得好“人生能有几回搏,唔博点会有摩托。”

由于他平日好考据,尤其是广州本乡本土的民俗掌故,穿越前又整理了一大堆万历、天启、崇祯到清初的断代资料作为投名状,得以作为非文史专业出身的酱油元老在大图书馆供职,避免了在初期充当一般劳动力的悲惨命运。

这次来到五羊城,除了于公要为执委会完成委托下来的国字号机关选址报告外,于私也想真正好好看一看这个似是而非的故乡。为了完成使命,他特意带了一幅旧时空的广州市旅游地图,用于对比羊城今昔。

用描图纸覆盖在地图上固定好,首先根据陆军提供的资料,标出作为主要参照物的地标要点,如光塔和花塔两处地标,几处城楼和城墙的大体轮廓,基本主干道。此时的广州主要道路系统是两纵三横,纵者:以承宣大街为中轴线,西面是大北门直街和小市街,相当于旧时空的解放中路到解放南路,东面是德政街和小南门直街,相当于旧时空的德政中路到德政南路。横者,以惠爱大街、惠福大街为主干道。另沿着旧城濠的濠畔街,也是横贯东西的主要走廊。黎卓贤用黑色粗笔将之一一标记出来,最后加上了广州新城旧城的城墙轮廓和城门。

然后着手标记已知的明朝政府机构。在十七世纪,惠爱大街之于广州,大概相当于后世长安街之于北京。各种主要衙门沿着惠爱大街两侧分布,从西往东一字排列在大街的南北两旁,依次为:

南海县的几套班子:如县衙、县学等等;(现旧南海县街、米市路)

然后是广州提督府(大致为将军东电器城一带);

广东都指挥使和广州四卫的驻地(人民公园);

广州府城的系列公署;(五月花广场到新大新公司);

广东提学道(药洲遗址和南方剧院)盐法道(盐运西街),

广东按察使(提学道以西,起义路臬司前街)

广东布政使司衙门,(南越王宫博物馆)正对着承宣大街;

海北道、岭南道、岭西道等几个分守道衙门分布在布政使司衙门。

承宣大街以东依次是广州都城隍庙(南越王宫博物馆旁)

广府学宫兼文庙(文德路文明路交界的第一工人文化宫)

盐课提举司(旧时空的贤思街,即旧盐司街)

番禺县衙(即旧广州图书馆一带),

最东面为番禺学宫(旧时空农讲所)。


目前各级县衙、府衙、布政司衙门都已经被澳宋政权一对一占领,而广州四卫驻地将会改造为华南陆海军联合司令部,一府两县的学宫、大石街的贡院目前办起了针对各种留用人员的“学习班”和“训练班”,俗称“五七干校”。而未来将在县学和府学的原址上办起澳宋自己的中学和小学——都是芳草地国民学校的翻版。而杜雯正野心勃勃地要求将番禺学宫永久性地移交给她这个“太祖的小学生”,用于举办常设的妇女和农民运动讲习所。

而广东税课司(南濠街以南)、市舶司(越秀书院街一带)、批验所(太平沙)、怀远驿(十八甫路)等和贸易、外事相关的机构均设于新城内或接近新城,也被对应的澳宋机关进驻。黎卓贤将已有澳宋机构进驻的衙门用红笔加上标记之后,发现描图纸上密密麻麻都是红框,没有红笔标记的,大多数是没有来得及进驻,或是暂时没有对口机构的,如河泊所之类。

他发现假如元老院“移行在于广州”的话,那么将有四个层级的班子要挤在被区区十一公里周长的城墙围起来的城池里:南海,番禺两县的区县级机构;刘市长的广州市政府机关;文德嗣的广州大区统治机构,或者说:大宋广南东路制置使;再加上以王洛宾主席为首,元老院及其下辖的国家级政府机构。

自伏波军无血占领广州后,澳宋就开始逐步向广州迁移政府机构。

一来广州是南中国第一大城市,怎么说也比偏安一隅的临高更适合充当统治中心或者首都;

二来无论百仞城或者百仞新城也好,已经由于元老们不断增加的生活秘书和元二代的缘故,变得拥挤不堪,有的元老住得还不如旧时空宽敞。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虽说现在酱油元老都摆脱了基本劳动力的问题,但他们是不甘心一直以基层小官作为实职差遣的,攻占广东后,府、县、州三级出现了大量空缺,这下子所有酱油元老都有了出路。不少心思活络又胆大的,已经步刘市长后尘去当百里候。

但广州以外的府县总难免会被视为畏途,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像汤梦龙或者文同那样在蛮荒之地从无到有干开拓性工作的魄力;大多数人甚至连学赵引弓赵皇上到临安干一番事业的勇气都没有,到大城市去,到元老院权力中心的大城市去,到中央机构当个司长,局长去是大多数酱油元老共同心愿。

但城内已经没有“国家级”元老们的位置了,另外,在城内闻着臭水沟过活也不是他们想要的,此时此刻的广州城内遍布各种河涌,如高举大官人所住的濠畔街,就因在原旧城护城河玉带濠畔而得名。广州作为一个商贸城市,在城内交易伴生了对货物频繁移动的需求,由于南方缺少畜力资源,因此从一处栈仓移动到另一处,用水上交通最为便捷,但在旧时空的历史上,一直以来纵横交错,日渐淤塞,蚊蝇密布的河涌就成为疾病的温床,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后大多数河涌都被填平或成为暗渠,这个时空的河涌虽说还是很宽阔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酱油元老们虽说有战天斗地的雄心壮志,但也知道城内卫生的整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旧时空历史上广州每逢夏季就是登革热高发期,所以大家对国家机构,包括元老寓所都驻在城内的提案敬谢不敏,而驻在城东外的广州大世界的话,重要的政务区和大世界——他认为大世界实际上是天河城和一德路批发市场的大杂烩——混杂在一起又有些不成体统,且过于嘈杂。


上世纪30年代越秀山的航拍片


潘杰鑫警训班所在——广州府万寿宫考略2-上世纪30年代广州的濠涌

同人二 拾翠洲

历代西关河岸及支流变迁图(拾翠洲)

1647年河岸线,年代上最为接近,实际上连挖沙基涌都省了,不过桥要再建长一些。

最后的方案是黎卓贤提出来的拾翠洲方案,拾翠洲就是旧时空的沙面岛。南濒珠江白鹅潭,是一个珠江冲积而成的沙洲,明朝政府在此处设有华节亭,专司管理外国商船进出。

在旧时空历史上,英法在二鸦之后获得了沙面作为租界,花了两年时间填成岛,并挖出了沙基涌作为护城河,使沙面和陆地分离。英法之所以选取沙面作为租界,就是看中这里离西城城墙在大炮射程之内,且舰队可以轻易直抵白鹅潭,一旦有事可以迅速有效地控制省城,要是实在打不过中国人上船跑路也很方便,无论沿着前航道出黄埔或者后航道出虎门都能顺利脱身,只要上了船中国人根本挡不住。

而在本时空,沙面岛和大世界将一东一西互为犄角,加上观音山上镇海楼作为制高点,就能更好地控制广州城,因此,穿越者打算将沙面作为一个元老居住和政务办公的功能性区域,附带一部分军事功能——旧时空一鸦时期,大清在这里就设有西固炮台,有购自西洋的大炮数位。

不但驻广州的大部分元老将会在沙面岛上居住和办公。连宣传“澳洲新生活方式”的功能,沙面岛也能实现,和旧时空一样,沙面岛的规划中除了各类机关大楼和豪华公寓,以及支持其功能的水厂、发电所和电话交换所之外,还有商场、公园、网球场、俱乐部等设施,最令人惊奇的是“第二对外招待所”,这是办公厅、对外情报局、商务部、部队联勤部共同出资兴建的。

按照出资方代表之一洪黄楠的要求:招待所带有三层楼净空高,带玻璃屋顶的大堂,大堂内建有流水瀑布假山景观,有庭院,曲桥,渔池等,以蒸汽水泵带动,终日流水潺潺,景观已经被命名为“故乡水”,以表达澳洲首长们虽身在华夏,但心系故国,以此示终不忘本之意。梅晚已经将其作为穿越者在广州兴建的第二大代表性建筑看待,集中了最好的队伍进行设计。

沙面将不仅是对广州的土著,也是对泰西各国的外交窗口,在旧时空,沙面岛以北就是著名的十三行商业区,而在这个时空的永乐三年,朝廷命令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市舶司设立驿馆,以招待海外诸番朝贡使。在福建的叫来远驿,在浙江的叫安远驿,在广东的叫怀远驿。各驿皆设驿臣一,管理接待工作。后来泉州、宁波港口被撤销,广州就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旧时空直到廿一世纪,那里还有怀远驿这个地名。元老院打算将沙面的北岸沿河开辟成外交商贸功能区。让十三行的繁华提前出现。

除沙面政务区有一部分居住功能外,在广州大世界的东面,也将沿着珠江兴建一系列的小别墅,以作为沙面岛的补充,定位是元老的假日别墅区,这部分别墅区不同于沙面的多层公寓,是真正的单家独院小院落,整个别墅区在大世界炮台的射程之内,能够被大世界驻军有效保护。洪黄楠用旧时空的名字将其命名为五羊新城,并兴致勃勃地为自己的别墅“逵园”选定了位置。

整个别墅区围绕着一个规划中的人工湖兴建,人工湖东侧是供其他地区的元老来广州公干疗养时小住的对内招待所“珠岛宾馆”,规划中一共有三十余座别墅式小楼,能安置60-70户包括生活秘书、子女和仆人在内的元老家庭。考虑到元老日常工作和周末的场景切换,沙面和大世界,五羊新城之间的交通可以走水路,也就是蒸汽小火轮20分钟的航程而已。

尽管出动了王瑞相的无人机进行了航拍,但航拍照片终究不能和实地考察相比,黎卓贤借调了广州府的一名留用人员为向导,决定进行一次对广州城的徒步旅行,名为实地考察积累资料,实则假公济私瞎逛一番。而作为故交的洪黄楠就被他拉出来作陪了。

考察的第一站就是制高点越秀山,这个时代由于永乐年间所建的观音阁,当地土著多将其称之为观音山,黎卓贤一行从南麓登山,和旧时空相比,此时此地的观音山布局有很大的不同。山脚之下,大约是旧时空广州二中的位置附近,是大片缙绅的宅邸,根据土著向导介绍,当朝礼部尚书何吾驺何象冈的宅邸就在这里。

当黎卓贤问到三元宫在哪里的时候,土著向导显得很茫然:“回首长的话,这里并没有什么三元宫,倒是有一座供奉鲍仙姑的越岗院。”

越岗院直到明末的崇祯十六年才改名三元宫——再过一年就是崇祯十七年甲申国难,此时还是挂着“越岗院”的牌匾,拾级而上,此时的越岗院山门的台阶并没有后世三元宫那样局促,还是蛮宽广宏伟的,确有威严之相,是当地少见的全真龙门正宗的道观——广东各地的道观,以供奉正一派张道陵的玉虚宫为多。

入得院内,和旧时空三元宫只剩下主体建筑大殿的寒酸样不同,这个时代的越岗院虽然已经破败,但香火仍然颇盛,除三清大殿外,吕祖殿、斗姥殿以及鲍姑抱朴子合祀殿都颇有看头,并不如旧时空三元宫那样,诸位神佛都栖身在比神龛大不了多少的“殿”内。

从越岗院出来,沿着大致相当于旧时空“百步梯”的石阶向山上走去,黎卓贤发现观音山上多为佛教寺院,自南汉刘?兴建四方二十八寺后,广州道教香火远不如佛教鼎盛,在旧时空廿一世纪,还有光孝寺、六榕寺、华林寺等丛林存世,而道教则远不如之。

据向导说,城内较大的道观除了越岗院外,还有始建于唐代的玄妙观而已,黎卓贤在地图上比划了一下,发现这个玄妙观大致就是在旧时空中六电脑城后面祝寿巷,井边巷一带。苏东坡寓居此观时曾在道观东侧开凿一口井泉,即“苏井”。因为观前为琪林门,观内有苏井。合为“琪林苏井”为明羊城八景之一。

作为乱逛的意外发现,山南麓还有一座供奉周敦颐的濂溪祠,是嘉靖年间从城内迁来的,周敦颐曾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又是理学祖师爷级的人物,有供奉他的祠堂在情理之中。据说在山下城内朝天街北隅社学还有供奉王阳明的阳明先生祠一座。

黎卓贤和洪黄楠一致同意,宗教部门也该考虑一下“新佛教”了。也省得驻广州的日本治安军老是请示首长们开恩在广州建本愿寺以满足他们的宗教信仰需求。


潘杰鑫警训班所在——广州府万寿宫考略4-昔日玄妙观“琪林苏井”所在,即中六电脑城的位置


清末的观音阁,即今日中山纪念碑处。


清末三元宫的斗姥殿

同人三 镇海楼

不多时,就可以见到城墙,沿着城墙再走一段,就是镇海楼了,镇海城楼已经落入伏波军手中,连同城楼一带目前都被列为军事禁区,哨兵警惕地检查了黎卓贤的通行证,举起了手中的霍尔式步枪行了持枪礼:“证件无误,首长,您可以通过了。”

整个观音山头为了清理射界,都是光秃秃的,从镇海楼东西两侧一直蜿蜒延伸到山下大小北门都是一样的荒凉,这个光秃秃的越秀山让黎卓贤好不习惯,这个时空的大明军队也是主要用火器守城,清理射界是第一要务,因此北侧城外几乎是毫无遮挡,都暴露在镇海楼的火力威胁下,明代羊城八景的“粤秀松涛”仅限于城内南麓,后世越秀山漫山遍野葱葱郁郁是共和国50年代以来多次发动群众义务植树的成果。

在镇海楼门前的广场上,已经开始建设一组两门的环射炮台,准备安装城防用的后装线膛炮,和博铺烽燧上的那门巨炮一样,也有着惊人的火际线范围,而且只要指挥官愿意,调转炮口击中广州城内乃至珠江江面上的目标一点问题都没有。毕竟到江边也只是三公里多一点的直线距离。

中尉指挥官已经得到通知有首长前来视察,他为此穿上了最好的一套制服,挂上了自第一次博铺保卫战以来的所有勋章前来迎接——他当年是一位幸存下来的炮兵弹药手——要知道,近几周他们已经习惯了光着膀子在炮位工地上干活。中尉见来者有身穿伏波军制服的首长,更不敢怠慢,将他们迎进了城楼。

现在的镇海楼上一次修缮是将近一百年前的嘉靖二十四年,而估计也等不到下一次了——那是崇祯十年布政使姜一洪主持的大修。此时的五层楼和旧时空后世几次重修之后有所不同:“五层间寸寸悉铁力木为之。木大者两抱,人行其中,宏如入洞室,闳敞壮丽。”,城楼内首层原有供奉有文武圣人像,但均已移走,只有一些简单的桌椅,公案。最下面两层都支起了士兵的床铺和蚊帐,第三层是军官的卧室兼办公室,之上是观察哨。

踩着吱呀作响的楼板到了顶层,不用透过望远镜,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远处城北白云山南麓的动向尽收眼底。这个时空没有旧时空的空气污染和高层建筑,北城墙外就是没有起伏的农田——在旧时空的20世纪80年代,越秀山下环市路北侧还有大片农田呢。一眼就能望穿那是毫不奇怪的。向西边望去,孤零零的几座有新月标志的建筑物矗立在平地之上,那就是后世解放北路的清真先贤墓,这个年代大家管它叫回回坟。

向西眺望,靠近山脚的木壳岗上当然没有旧时空的五羊雕像,木壳岗和象岗之间是一个巨大的城楼,这就是大北门,是当年生生凿开象岗山而建的城楼,由于是主要城门,所以也有瓮城结构,旧时空这个城楼位置在盘福路和解放路交界。

此时的象冈山是一个巨大的小山包,葱葱郁郁,实际上包括了旧时空中国大酒店、东方宾馆、旧交易会等地,“象冈樵歌”也是明羊城八景之一。在旧时空,象冈山在80年代还发掘出了南越文王赵眜墓。

紧贴大北城门外有双山寺,是停放馆木的场所。广州富家在长辈死后,为了寻找风水佳地下葬,往往要历时数年,便将棺木寄存于此。此寺在旧时空20世纪五十年代初仍存在,其内阴森可怖。二鸦期间鬼佬不无夸张地将这里标记为“The City of the dead”

另外很多旧时空的越秀山地标建筑物如电视塔,越秀山水塔,中山纪念碑等,在这个时空当然不存在了,这也使黎卓贤在辨认具体方位上出现了小小困难。手中的地图是根据航拍和旧时空旅游图整理而成的,和旧时空的广州地图出入很大,而这个时空虽然也有地图,但基本也只是个略图而已,真正靠谱的地图要等到旧时空二鸦期间由英法联军完成了。

从回廊上从北向南远眺广州城。城内绝大部分都是非常低矮的建筑,这一点和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外国水手,传教士的描述倒是吻合,而怀圣寺的宣礼塔、六榕寺的花塔、坡山上的岭南第一楼,则显得特别注目了。而更远处河南地的琶洲塔和赤岗塔也历历在目。

旧时空二鸦战争期间,在照相术发明后不久,广州就有了第一批照片,可见当时大部分民房都是砖木结构,而在更早的十七世纪,制砖技术尚未取得突破的时候,80%以上的城市民房都是泥瓦墙体,后世广州的水磨青砖西关大屋要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才会出现,此时民房大多都是黄泥砌的,外面涂上石灰而已,考究一些的墙体会用一层层的蚝壳,呈鱼鳞状交错层叠而成,称之为“蚝壁”。只有缙绅大户才用得起砖砌的墙体。

市内是绝对见不到京城的那种通衢大道的,以北京的标准来说,广州主干道承宣大街和惠爱大街都异常狭窄,即使经过刘市长整治,拆除了违章建筑恢复到原有的宽度之后,也只有区区几米宽,连旧时空的两车道马路都比不上。

镇海楼内供奉的文武圣人
镇海楼鸟瞰流花湖方向,也是光秃秃的。
从清真先贤古墓,即解放北立交一带回望镇海楼。
回望象岗山一带。
1906年在镇海楼上鸟瞰广州城,几百年前想必也差不多
图注:二鸦期间西人拍摄的镇海楼远景,可见北麓树木尽数伐去。


同人四 城东景象

从越秀山上下来,沿着旧时空的应元路向东移步小北门,令人惊异的是城内也有大片的鱼塘,还不止一个,这就是旧时空广州挞子大街的得名来源——鞑子大鱼塘和将军大鱼塘。

当然,这时候它还是按照古名叫菊湖,是古代菊湖残留于越秀山东南麓的孑遗湖,它是由三国时吴国广州刺史陆胤率军民堰塞越秀山南麓的古海湾,引白云山的泉水潴留而成,到了宋代,菊湖已经淤塞了,没法发挥蓄功能,南宋年间,大学士李昴英率广州民众,开凿了三条运河,史称“文溪”。纵横穿越菊湖,把潦水引入珠江,从而解决了广州城的水患。也是后世的“六脉渠”其中的三脉。

文溪的开凿,使菊湖从越秀山南麓消失,但却留下一大片的沼泽和若干个凹陷的水塘。根据向导说,这里是官田,土地租赁给农民,开辟成水田和鱼塘,种植着莲藕、慈姑、马蹄和蕹菜。其中田塘有十多亩属附近的西竺寺的寺产。后西竺寺被政府征收,寺产拨入光孝寺。

绕过大鱼塘,小北门城楼比起西侧的大北门略显寒酸,在城墙上张望,城外离城墙不远,居然也有一大片池塘,和东濠涌连通,据向导说此地就叫黄花塘,塘边有一处小佛庵,名曰不是庵。这个黄花塘乃是旧时空黄华路的得名来由。不远处的黉桥街——也就是旧时空的洪桥街,乃是明广东贡院的所在,和后世清代贡院位置相差甚远。贡院傍边就是养济院,是少有的社会福利机构,专收养孤寡残疾,东门外也有第二个养济院。

背向小北门城楼,沿小北门直街向南而行,半里不到就是横亘在面前的一条大街,名唤濠弦街也就是旧时空的豪贤路,说起来,由于河涌交错,广州不少地名直到现代仍然带有“濠”字,向导说这濠弦街上有一位举人公,说起来还是首长您的本家呢。

向导指着街上一户大院说那就是天启七年本地的“前朝”举人,廿五岁就秋闱中选的番禺黎美周的宅邸,举人公去年刚服完丧,正要上京赶考,可大宋大军压境,素来看重黎举人的番禺县张令城破之时又自尽殉城,黎举人只好杜门不出。洪黄楠想起旧时空历史上这位有名的“牡丹状元”的生平,不禁莞尔一笑,谓左右曰:“他的科场气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左右嗟呀不已

沿濠弦街向西,约莫旧时空的广卫路,越华路一带,是广州四卫的衙署,营房,箭道等、广州四卫按照编制各有80余名军官,1800到1300名士兵左右,汛地遍布城内外,再加上抚标和镇标两大直属卫队,纸面兵力相当可观,较有战斗力的达官兵所驻守的小东营即也在此处,但实际上的兵力和战斗力的成色经不起伏波军的考验,此时大多数官兵已经服从伏波军的指挥该干嘛干嘛去了,余下空荡荡的营房,实在没什么好看的。

从濠弦街往东即为东城墙,沿着东城墙根城内一侧的大街,称番禺直街,也就是旧时空越秀中路,沿着番禺直街往南,大东门城楼不久就已经在望,高优先级的元老通行证使他们毫无困难地登上了大东门城楼。大东门和西门一样,作为主要城门,有瓮城结构。

从城楼回望城内固然拥挤不堪,城外东厢护城河外,也早已被各种民居占据,不过无论城外城内,民居都有一定组织,坊头坊尾有栅栏和更楼,有看守,入夜即锁上本坊的大门,旧时空广州的地名很多带有“甫”字,“甫”为明代商人自卫组织。即一段街道为一铺,建栅闸、更楼守卫。

正如耶稣会教士所描述,所有临街的房屋,都没有向街一侧的窗户。黎卓贤还注意到在不少屋顶上架设着用竹搭建的类似于脚手架一类的结构,这些构造物和不少凌空横架于街道的天桥连接在一起,向导说这是巡夜人的巡逻走道,在高处能看得清楚,同时避免踩坏穷人家的屋顶。而在夜晚坊门关闭之后,过街天桥又能够充当坊与坊之间的捷径。

大东门城外,除了东较场外还有数处规模庞大的宅院,向导说算起来,东门外住的大多也是达官贵人一类人物,离城墙最近的是大东门外,缙绅陈子履的东皋别业,乃是东皋诗社所在,后世屈大均对它有过描述:“湖中有楼,环以芙蓉、杨柳。三白石峰矗其前,高可数丈。湖上榕堤竹坞,步步萦回,小汊穿桥,若连若断。”而其在京任礼部右侍郎的弟弟陈子壮在元运街的洛墅则是“广筑精舍,竣池为湖十余亩,斜跨弓桥,置画舫其中。”

而在旧时空东川路口以东,则已经为大片农田,偶尔点缀着零星的农舍,离东门约两里左右开外,大概是旧时空署前路口的位置,有一座规模颇大的佛寺,想必就是成化年间和伦文叙斗智的大太监韦眷所建的永泰寺。而从城楼向东南方向望去,和这个时代的建筑显得格格不入,象征着元老院无所不能的广州大世界拔地而起。本来矗立在海印石上,建于万历年间,挺拔隽秀的海印阁,和近在咫尺大世界的体量比较,显得十分渺小。

而近处有一大片空地,空地四周有栅栏,空地中有一建筑院落,看上去像是衙门一类的形制,这就是旧时空的省人民体育场,又称东较场,现在称演武场,沿用的是景泰五年总督两广军务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马昂对阅武场扩建之后的名字,演武场:“为堂五间,高三丈有奇,深广如之。水泊所三间、东西厢房亦各三间、四卫所各三间”,嘉靖三十五年来广州的葡萄牙人克路士在《中国志》曾发出感叹:“此处可集合一支大军”

离开大东门沿主干道西行往城内走,不久就到了番禺直街,也就是旧时空德政路和中山路交界的位置,黎卓贤一眼就认出了番禺学宫,和旧时空的农讲所相比,虽然有一些出入,但棂星门外观整体风格没有变化,不过伏波军入城后一府两县的官学就被澳宋所占据。基本上停止了原先的活动。

城内越秀山南麓应元书院前的将军大鱼塘,和鞑子大鱼塘一样,都是古代菊湖的遗留痕迹。另有一说为更古老的沉夜湖和蓴湖的孑遗


清末,广州街道上供巡夜人使用的天桥通道


同人五 个人崇拜

拐入德政街往南,过清水濠出定海门,折向西不远就是大忠祠,大忠祠也叫三忠祠,南园之侧原来有一座五先生祠,嘉靖年改建为大忠祠,即三忠祠,祀大宋信国公文天祥、丞相陆秀夫、越国公张世杰,三忠祠在清水濠畔的南园之侧,约莫旧时空文德南路的位置。

香火本来不是很盛,也只是春秋二祭而已,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文德嗣是文丞相后人的说法开始流传开来,有几个对新政权表示友好的缙绅大户牵头集资重修,还有一些谨慎中立观望的前朝权贵们都不多不少地出了些血。表面上是对前朝忠臣致敬,但实际上是对新政权的示好行为。

另一件个人崇拜行为是文德嗣入祀惠福夫人庙,惠福夫人又叫金花娘娘,传说是洪武年间广州的一个大龄剩女,医术精湛,活产妇无数,但最后郁郁投湖自尽,后来被尊为专管生育的金花娘娘,又称惠福夫人,惠福街因有惠福夫人庙而得名——此时此地广州土著并不太卖送子观音的账,金花娘娘实际上承担了送子观音的职责。

“昔髡首文德嗣甚有威德,髡人怀之,故为像以念之。其像或瓷或铜,皆栩栩如生。髡人颇有信天主者,尝言文某乃大天使长转生,行善于世。又世之愚夫愚妇者,讹其名为“得嗣”者甚众,故言其求子甚灵。往往家中备文氏之像而拜祭之,香火之盛,不亚惠福夫人,或合祀之,曰送子天使云。 髡人遂广售其像,得利无虑巨万。则髡人求利之贪切,固深入骨髓矣。”

不少元老对于前些日子当地的金花娘娘诞庆典上,当地人将“开府仪同三司,大宋广南东路制置使文德嗣”的金身塑像披红挂彩地抬进去惠福夫人庙有些不以为然。认为这比得上旧时空“乌克兰人民歌颂斯大林”之类的苏联戏码了。

在三忠祠的西面,紧邻的是文明门外的山川坛,约莫是旧时空青云直街东横街的位置,俗称南坛;而在城西两里有俗称西坛的社稷坛;无祀鬼神坛在城北校场西面,俗称北坛。黎元老在旧时空去过北京的天坛和地坛。眼前这些当地祭坛虽然与北京的祭坛形制相仿,具体而微,规模远不能与之相比,就以山川坛来说,对应的是北京先农坛,较之先农坛两千亩的面积,这个山川坛只有一个足球场不到的样子。十分钟就逛完了。

出得山川坛正欲南行,向导说往南不远即是本地的杀人场,没什么好看的,首长们还是往西走罢,黎洪二人也没有兴致,不过倒是听滔滔不绝的向导说了本地的刑场掌故,南海番禺两县有自己的刑场,都在城外;而广州府和广东布政使司对于要犯,实施公开处决,地点要么是双门底、要么是四牌楼,黎卓贤想到旧时空清军第一次占领广州后,佟养甲在这两个地方处决了大量的南明王爷和抗清义军领袖,大概也是清循明例。

对于一般的草根犯人,多送到新城外的法场处决,这个法场在珠光里南城墙外一片沿河荒地,天字码头以东。

在旧时空1854年的夏季,海上苏武叶名琛在镇压天地会领导的洪兵起义后,在这里处决了7.5万人以上。容闳描述过法场的情景:“地上之土因吸血既饱,皆作赭色,吸不尽的则流入洼地,汇成小池,情景极为残酷恐怖。”而二鸦之后的鬼佬们,总是大喇喇地跑去看热闹拍照,将刑场拍下来做成明信片,因此法场地在当时以“Execution Ground”而出名。

据说过了许久之后,有人将这些浸透鲜血的泥土挖出,用以烧制炉子,粤人称为风炉。这种炉子坚硬异常,十分耐用,但因地名不吉利,便称之为码头炉。人们不知其来历,但觉好用,风行一时。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仍有小贩挑着风炉沿街叫卖,其叫卖语是:“码头炉,够实净,机关枪都打唔烂”。另外广州坊间诅咒他人死于刑法的俚语是:“快啲去睇大风炉!”

法场地 清代
法场地 清代


法场地烧制好的大风炉

同人六 总兵府

一想到这一点,好像血腥味就随着南风飘过来了,于是二人赶紧往西走,到了五羊门附近,可见被烧成白地的五羊驿,上一次攻城战的痕迹随处可见,佛郎机人眼中十分靠谱的广州沿河城墙根本挡不住黑尔火箭的攻击,再往西一点的镇海门整个城楼已经被烧毁,在镇海门以西有更大片的废墟,有民房,也有衙门建筑,那一大片原本是某个衙门的建筑,大概就是旧时空石室圣心大教堂所在,在旧时空历史上,这里是万历四年为总兵都督张元勲在归德门西南兴建的总兵府,在清代为总督行台,毁于二鸦,后在遗址上兴建圣心大教堂,不过在这个时空,它被提早烧成了一片白地。

洪黄楠认为,假如有重型臼炮攻城的话,效果远比火箭要好。心理作用也更震撼。好多多一个城楼,一下子就抹平了和烧起来成白地,显然是前者更为震撼。

土著向导笑道:“这原本是伪明何镇的总兵府,前些日子我大宋天兵火烧五羊驿,大发神威,炮火越过镇海门城墙,天降万点流星,将何镇的总兵府烧成一片白地,因此何镇只好望肇庆投熊都督去了。”洪黄楠道:“烧了也好,我建议之后把广东大区机关大楼放这里,把老布政使司衙门留给刘翔他们去折腾。日后文总上班从沙面上船,在镇海门埠头下船就是办公室了。”

从总兵府前折向镇海门,直出“海皮”,镇海门即靖海门,靖海门、五仙门、永清门是清代的名字,此时它们分别叫镇海门、五羊门、小南门。“海皮”,是老广州人对珠江边的称呼,

此时的“海皮”还都是自然状态的河滩,每年夏季洪水都会涌上江边,漫过街道,将低洼街道淹没,对于旧时空的广州元老,龙舟水漫天字码头的新闻直到90年代初还有,这还是修筑了长堤的结果,岸边尽是密密麻麻各种小艇,那些艇户疍民赤着脚,好奇地打量着这些髠贼大官,但漠不关心,对于他们来说,这里和其他地方并没有区别。

这些疍民除了在这里出售一点儿鱼获,获取大米和其他生活物资以外,另一项光明正大的业务是经营横水渡,这项业务自汉晋以来就已经开展,五仙观有坡山古渡遗址,当年晋代的珠江江面可是从越秀区惠福路直到海珠区同福路市二宫,宽达两千米的,广州人故此称市区一带江面为“小海”,直到清代才被成为“省河” 。

到明末,长约四米,宽一米半,中有竹蓬船舱,可乘八到十人的樟木小艇成为横水渡的主要船型,刘翔统计过,投入营运的横水渡小艇有300艘以上。大多为大沙头附近的东船栏一带作坊出品。这些作坊按照文总的一贯意见是要关停并转成大厂的,这些作坊的另一样拳头产品就是当年白鹅潭上囚禁过文总的花艇,这些花艇分两种,单层的叫“沙古舟(左古右舟)”,双层的叫“横楼”,另有准备酒菜的厨艇等,现在很多花艇为了招徕客人,都安装上了临高出品的彩色玻璃窗。

此时刚好是涨潮,他们只好止步于镇海门,此时的珠江前航道有很多冲积沙洲形成的小岛、除了先后和北岸连成一体的太平沙、大沙头外,沙面和二沙岛在旧时空21世纪尚存,镇海门和油栏门之间的江边,居然还有一座礁石小岛,这就是海珠石。在旧时空历史上它曾是广州市第三公园,孙中山元帅府海军部所在,直到1931年才爆破拆毁,和陆地连城一体,这个时候的海珠石,上面葱葱郁郁,还有一座名曰海珠寺的寺院,另有一番景象。

从五羊门起到竹栏门一带的河滩上也是熙熙攘攘都是各种集市,好像战争从来没有影响过他们逛集市的兴致,五羊门附近的天妃庙规模很大,香火鼎盛,那些疍民偶尔上岸,都会到天妃庙上香求平安。这个天妃庙其实是五羊驿的配套设施,不过也对一般平民开放。

二人复入靖海门从一德街向东折返,不远即是小市街,也就是旧时空的解放南路,往北经石亭巷口、大新街口,就是复往北行不远就是归德门,归德门在明清是一扇特别的门。当时,广州分属南海县、番禺县管治,归德门正好是旧城两县的分界。归德门外建有归德桥,南北向跨于玉带濠上,门内有归德直街,街的东面,是番禺县属地,西面就是南海县属地。

在旧时空的清代广州城在晚九时开始夜禁,街上禁止行人,所有城门关闭,门匙上交八旗驻广州将军府收掌,至黎明再领取开门。夜禁期间,地方长官因公事误时,可以酌情开启放入。但归德门却很特别,每晚一关就不得再开,直至凌晨才许开启。也就是说归德门关后,任何人都不能经此回家。所以广州有“归德门关归不得”的掌故。

而归德门下就是旧城的护城河玉带濠,濠边即三巨头初次穿越的濠畔街,旧时空的濠畔街是鞋料批发市场,这个时空的濠畔街也不遑多让,然而玉带濠却令人大倒胃口,虽然还能走船、但水体发黑发臭,如此景象,两个来自旧时空的元老不由得联想起80年代未整治之前的沙基涌,也是臭不可闻,但是这里的土著倒是熟视无睹。

在往北就是四牌楼,也就是耶稣会传教士笔记中广州街道上一个接一个的“精美非常的小型凯旋门般的路门”。而根据初略统计,广州各类牌坊约莫在500到1000处之间。绝大多数是木质牌坊,四柱三间一楼,或者两柱一间一楼。

此时的四牌楼和旧时空解放路上的四牌楼有区别,“四牌楼”起源于明代嘉靖十三年,是建于今惠爱大街上的一段,约为旧时空解放中路口与朝天路口之间中山六路段周边的4座木质牌坊:惠爱坊、忠贤坊、孝友坊、贞烈坊。惠爱坊纪念的是历代自中原入粤的67位名宦;忠贤坊纪念的是广东的49位乡贤;孝友坊纪念的是广东的54位仁者;贞烈坊纪念的是广东的55位节妇。

牌坊依托巡抚署彼此映衬,互为犄角,圈出一个大型商业街区,全称是“四牌楼市”。此时的四牌楼市也是热闹非常。故此四牌楼也是充当着北京菜市口的功能,明末岭南三忠之一的陈邦彦就是在四牌楼被佟养甲处决的。

而旧时空概念中的四牌楼此时还不存在,矗立于此的明代牌坊多达十座,旧时空后世的承恩五代坊、奕世台光坊都在,但乙丑进士坊和戊辰进士坊仍没有踪影,也永远不可能建起来了——后两者都立于1630年代后期,显然再没有一个朝廷会出面建造这些牌坊了。


白鹅潭的单层花艇


四牌楼景象。和明代的四牌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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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石,旧时空在30年代初爆破填平,和陆地相连,此时尚未有海珠桥。明代上有海珠寺。


小市街


现存不多的归德门照片


同人七 双门底

从四牌楼向东在提学道前街往南,在九曜坊之侧,就是提学道了,再往南走就是西湖街,在南汉时,此处有西湖,但到明末,水面已经大为缩小,成为学署花园的一部分,但“药洲春晓”也是明八景之一。沿西湖街再往东,可见清海军楼,也就是拱北楼兀立在眼前。而西湖街之南,乃是大佛寺故址。

大佛寺是南汉广州二十八寺之一。明代扩建为龙藏寺,当时寺院范围,按旧时空的说法,东起今北京路,西至龙藏街,南接惠福路,北达西湖路。天启时寺址被改为巡按御使公署,也就是前不久“被失踪”的高舜钦高巡按的官署。

继续前行,拱北楼下有双门,故此处俗称双门底,楼上有铜壶滴漏,利玛窦曾为之惊叹。它铸于元代延祐三年,在旧时空从制成之日一直被使用到公元1900年前后,历时将近700年,是存世最早、最大、最完整的铜壶滴漏,原件存放于北京国博。楼下挂有牌子用于报时辰,另外靠巡城马举时辰牌游遍全城报时,晚上则敲声报更,全城都以此作为标准时间,所以拱北楼亦称“准楼”或“更楼”。

拱北楼和岭南第一楼、镇海楼、还有大南门外,承宣街东横街交界处早已焚毁湮没的海山楼,在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中并称为了“岭南四大崇楼”,现在四楼存三焉。

拱北楼往南不远就是大南门,在旧时空清代,大南门是广州诸城门中唯一采用三重檐结构的。而大南门内已末牌坊脚,就是著名陈李济药铺了,万历二十七年,也就是1600年始创于此之后几百年经营地址都没有改变。此时创始人南海李升佐,九江陈体全二公已没,澳宋卫生部和润世堂没有花很大力气就争取到陈李济大掌柜的合作,靠的是传授全套蜡壳丸生产工艺,这比单单靠几张秘方给力多了。故此,这里也如佛山杨润开堂一样,有一块“徳隆联号,全省通行,汇兑出票,见票即兑”的牌子。

而陈李济老铺后面,就是已经被铲平的禺山,而在禺山之东,有一个明显高出地面的小土堆,从布政使司衙门前延伸到广府学宫后,这就是番山了。

明代的番山约30尺高,山上有亭,前列长松,众木交荫。广府学宫的学生课余会来这里吟咏休息,分外雅致。是羊城八景之一的“番山云气”,在古代,除越秀山外,城内还有三处古山,分别是坡山、禺山、番山。除禺山于唐末天祐四年开拓城区时被凿平,其余两“山”仍在。坡山即紫明楼附近的五仙观所在,是八景之一的“穗石洞天”,而番山在旧时空仅余文德路孙中山文献馆后面的小山丘,上有番山亭。番山和禺山合称番禺,也就是广州旧称。

到这里所有人都疲惫不堪了,唯有解散各自回衙门休息了事。

   (完)


咸丰年的药洲遗址



广东提督学政署正门和内院。药洲是它的花园



广东提督学政署正门和内院。药洲是它的花园


明羊城八景

在梳理的过程中,感觉以明羊城八景为中心整理会比较清晰。

上文提到了。

“粤秀松涛”、“穗石洞天”、“番山云气”、“药洲春晓”、“琪林苏井”五个城内的景点。

而第六个“象山樵歌”虽在城外,但紧贴大北门。

而“珠江静澜”就是流经城下的珠江景色了。

“荔湾渔唱”则是明广州南城外旧荔枝湾,也就是旧时空中山八以北,荔湾路以西一带的景色。

另外宋元羊城八景之首“扶胥浴日”则是城外黄埔南海神庙的浴日亭,因苏东坡而出名。

没有详写的反而是光孝寺、六榕寺、怀圣清真寺几个城内地标,以及华林禅寺等城外地标。

光孝寺是虞翻被贬广州时的居所,以六祖慧能的“风幡之辩”而闻名。

六榕寺创于南北朝,初称宝庄严寺,王勃为它灌过一篇水《宝庄严寺舍利塔碑》,而后苏东坡又写下“六榕”两字,六榕四件镇寺之宝:辽代药师铜像,西汉玉圭、玄裝顶舍利、清代手卷,估计这个时空变成三宝了。这个时代六榕寺是非正式称呼,正式称呼是净慧寺。

怀圣清真寺始建于唐,周围一带是广州历来的藩坊,怀圣寺光塔也很有名。

(二鸦之后鬼佬广州地图标记为Smooth Pagoda,注意是用Pagoda塔,而不是Minaret宣礼塔)

华林寺是达摩东来登陆广州后建立的第一座丛林,之后北上继续创立包括少林在内的寺院,初称西来庵大约是梁武帝普通八年,直到顺治时才改称华林寺。

“三石”,上文提到过大世界附近海印石、以及城南江边的海珠石、还有一石是城西西门外的浮丘石,清代八景之一“浮丘丹井” 指古时广州城西珠江中浮露出水面的一个红色砾岩小丘,并按其形状取名为浮丘石,晋代葛洪曾在此炼丹,留有“丹井”古迹。唐、宋时期为船只停靠之地。后来由于河道淤塞,与周围陆地相连。宋朝时因丘下有井,称“浮丘丹井”,在清朝时为羊城八景之一。民国时因修路将浮丘石凿低作为路基,成为今天中山七路的一段。

广东的祭祀对象除金花娘娘外,还有其他的,例如三界祠,供奉谯国夫人冼氏,即冼夫人,多分布在两广,明清时甚多。

除上文提到的供奉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三忠祠外,作为出自广州的几位南宋先贤名宦,在明末广州城内也有单独的祠堂,估计当地人为了讨好“卷土重来的大宋后人”,也会重修以示友好吧。

崔清献公祠——旧时空朝天路崔府街,崔与之故居,宋理宗时代当过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右丞相枢密使。

李忠简公祠——旧时空中山五路雨帽街,李昂英,宝庆二年进士。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

粤溪先生祠——旧时空天成路状元坊,张镇孙,两宋唯一一名岭南籍状元,端宗时龙图阁待制、广东制置使兼经略安抚使,景炎三年广州城破,被俘自尽于大庾岭。

以上这些景点除祠堂由官方春秋两祭外,估计一般很少人没事去看。而明代羊城八景除药洲遗址在提学道衙门内,老百姓不太可能接触得到,其余大都是和寺庙道观相关的,一般人能够接触得到。

下面提到这些都是缙绅大户的私家花园,平时没事大家组织诗社招妓之类的,所以都是见于文人笔下,一般老百姓是不得其门而入的。

明代,由于岭南在经济上繁荣,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岭南造园文化始学扬州,后学苏州,有不少仿效江南园林的痕迹。与此同时,其自身特色则仍发扬了花石取胜的传统,利用气候条件之优势,渐而突出明显的热带风光特色,并营造了一大批享有盛誉的私家庭园。明代后期见于古籍的私家宅园很多。

下面两例已经在上文提到过,不多说了。

陈子壮在大东门外元运里的洛墅,“广筑精舍,竣池为湖十余亩,斜跨弓桥,置画舫其中。”

陈子履在城东(今中山三路东皋大道)有东皋别业。这是一座颇有诗意的园林,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详细地描述了东皋别业的迷人景色:“湖中有楼,环以芙蓉、杨柳。三白石峰矗其前,高可数丈。湖上榕堤竹坞,步步萦回,小汊穿桥,若连若断。自挹清堂以往一路皆奇石起伏。羊眠陂陀岩洞之类。与花林相错,其花不杂植,各有曹族,以五色分区。林中亭榭以其花为名,器皿几案窗棂,各肖其花形象为之。花有专司,灌溉不摄。司梅者则处梅中,客至梅中,司梅者供其茗果,而以梅之利输主人。他所有花木皆然。登其台,珠海前环,白云后抱,蒲涧文溪诸水,曲曲交流,悉贯玉带桥而出。有彩舟四,曰‘只在’,曰‘弄碧’,曰‘渔长’,曰‘浮家’,客至随所欲乘,主人弗问。夹岸桃树有一坊书曰‘桃花源里人家’。越一曲为锦袍湾,二曲为九龙井,委折而西,与凫鸟相逐,日不知其几十里也。湖尽,万松谡谡,直接赤岗山径而上。桂丛藤蔓,缭绕不穷,行者辄回环迷路。”

如此气派和富有韵味,毫不逊色于江南园林。在城西有南汉旧迹上所建的花坞、华林园、西园。(俱在城外)在城南有望春园、芳华苑、南园(三园俱在新城中,其中南园诗社非常有名,可百度之)。

在城西南花棣(城外,即芳村),“居人以艺花为业,士大夫园林亦多在焉,楼台绣错,卉木绮交。”在白云山南麓濂泉坑一带还有陈子壮依山建筑的云棕别墅(城外)。环绕面积百余亩的宝象湖,布楼馆十余所,园内大量种植梅、竹、柳和荔枝。

在越秀山南麓,有李时行的小云林,又在此基础上改建成继园。(城内)在城北有芳春园(城外)、桃花夹水二三里,可以通舟。在城西有吴光禄所筑的西畴(城外),梅花最盛。在小北门内有寄园(城内),在河南有郭家园(清代改建为海幢寺)


古墓穴考证

先补充两条线索,髠贼都是无神论,所以当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是毫无心理压力的,当然很多人会跳出来说:“切,不就是南越文王赵眜那倒霉催的坟吗?”

以下这几座坟头,各位髠贼可以挖挖挖。

第一座是明墓·太监韦眷墓,在东山姚家岗,旧永泰寺后。旧时空1964年发掘。

这东山姚家岗地名现已不存,旧永泰寺又称东山寺,俗称太监寺,是庙前西街、寺贝通津等系列地名的由头。姚家岗实际上就是东山百货大楼对面,旧东山公园,现在署前路小学,1路车总站。

墓主韦眷曾在成化至弘治年间任广州提举市舶司,嗯,这位大明的韦公公管的是海关弄不好比大清的韦公公更有钱。

墓室中全用红砂岩条石叠砌塞满至顶,整个墓室构筑严密,封护得水泄不通,防盗措施独具心思。尽管如此,文革前发掘时,墓已经被严重盗掘。前室顶部有一个直径约0.6米的盗洞,最上层的条石有4块被撬离,推移到主室内的石门附近。棺床被拆毁,石板堆在一边。铺地的砖、石也被挖了不少,随葬物被盗掘一空。

虽说如此,发掘清理得圆形素面薄金片1枚。残 1断红色珊瑚1支、宋钱3枚、南汉铅钱3枚及外国银币3枚。外国银币中有两枚是 15世纪的榜葛剌(今孟加拉)银币,为榜葛剌(BENGAL)国培巴克沙(RUKNAL—DINBAR— BAK— 1459-1462A.D.)于1459 年所铸。另一枚是 世纪的威尼斯银币,为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帕斯夸尔·马利皮·埃罗所铸,叫做“格罗索”或“格罗塞托”的银币。为旧时空存世两枚中的一枚。

第二座是东山梅花村戴缙夫妇墓,在东山梅花村象栏岗。 旧时空1956年发掘。埋于地下深2米,是一座分室合葬墓。地面上有花岗石建筑的坟头,墓碑记载山坟是清同治十三年重修的。戴缙生于明宣德二年,死于正德五年(1427~1510年),成化年间任南京工部尚书;周氏生于永乐二十一年,死于弘治十五年(1423~1502年)

两墓室用花岗石砌筑,并排但不相通,埋于地下深2米。室顶前后各置黑石墓志1合。右边为戴缙墓穴长3.18米、宽1.94米,左边是其妻周氏的墓穴,长2.9米、宽1.46米。两室构造完全相同。四面石壁,用榫头接合,顶盖铺石成圆面。石室与墓坑上壁之间用灰砂夯筑。

戴缙的葬具为1棺1椁。木椁长1.96米、宽0.71米、高0.71米,四壁及盖、底板均用榫卯套合。棺木用套榫接合。棺内有笭床,下填牙灰(谷糠烧成的灰)。周氏的葬具有棺无椁。棺木的构造与戴缙的完全相同,笭床下填的是灯心草。墓室与葬具之间上下四周均灌满松香液。墓主夫妇的尸体成了干尸,保存完整。两尸身都用各种被服重重包裹。戴缙裹了15重,纵横捆绑成圆柱状,随葬品有木簪1件,木梳2件,金、银耳挖各1支,口内含有如半边黄豆大小的黄金1粒;周氏则包裹6重,随葬物有鎏金银簪2件、木簪2件、银耳挖1支、玉坠金银耳环1对、木梳2只。出土多件金银绣绣制衣裙、文饰。衣服的质料有棉、麻、丝3种,是研究明代服饰和纺织工艺的实物资料。

另外,有秦汉到元墓若干,比如元代中奉大夫广东宣慰使云从龙墓等,以大宋的名义可以挖挖挖。

张乔生平

关于妹子的生平完成了

不是有髠贼要收集秦淮八艳,养扬州瘦马咩,以下这只妹子简直就是广州版的柳如是,还是濠畔街的街坊哩。

话说之前黑濠畔街黑到爆,其实濠畔街也是很屌的地方,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的“濠畔朱楼”中说:

“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即烟花之地),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宴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

又“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

河上穿梭着数不清的船只。明代来穗的葡萄牙人克路士说:“这里的船只多到令人惊异的地步。尤其叹为观止的是几乎整年大量船只从不减少或缺乏。”

这只妹子叫张乔(1615 ~ 1633),字乔婧,号二乔。据《歌者张丽人墓志铭》载,“丽人,姓张氏,母,吴娼也,以能歌转卖入粤,生丽人。体莹洁,性巧慧……每长吟唐人铜雀春深句,因自命二乔。”

张乔原本是江苏人,她的母亲本是苏州名妓,能歌善舞,颇受仕子青睐。后来辗转来到广州,婚后生下张乔。张乔天生丽质,花容月貌。在其母的调教下,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后来不幸流落青楼,住在濠畔街。

她身在烟花巷,却洁身自爱、心性高洁,卖艺不卖身,平生结交的都是爱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常有达官贵人狂蜂浪蝶垂涎其美色, “辄以三斛珠挑之”,然而张乔不贪图荣华富贵。她美而工诗,敏而好学,琴棋书画,无所不晓,尤善吟诗画兰。如其诗《春日山居》:“二月为云为雨天,木棉如火柳如烟。烹茶自爱天中水,不用开门汲涧泉。”

一句话:“她好清纯好不做作,和那些妖艳贱货好不一样。”

元末明初,广州开始出现一个诗歌酬唱的群体——南园诗社。南园诗社打破了以往岭南诗坛的寥落,表现出比较鲜明的地方特色,孙贲、王佐、黄哲、李德和赵介等人,在南园建了一座“抗风轩”,被人们称为“前五先生”。“前五先生”之后,在明中叶,出现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等南园“后五先生”。到明朝末年,陈子壮、黎遂球、陈子升、欧主遇、区怀瑞等十二位诗人形成的“南园十二子”出现。

在“南园十二子”们聚会的各个场合,常有一个女子在座,“十二子”之一的陈子壮曾有诗记录当时情状:“谷风吹我襟,起坐弹鸣琴。谁将公子意,写入美人心。”这位美人就是张乔。

说句题外话,话说炮公当年在广州行医,和陆皓东等人,筹建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会议的地点就在南园故址的抗风轩,差不多就现在文德路聚贤北街一带。上文提到的山川坛附近。

悲歌慷慨的“南园十二子”忧国忧民,张乔很欣赏,所以每有文酒诗会,她常奉陪笔砚。张乔的《席上赠陈使君》诗便是写给陈子壮的:“绝代词人美丈夫,豪吟帘月挂珊瑚。官方几借诗城律,兵法谁知笔阵图?海外奇文传鳄徙,袖中长技惜龙屠。君恩定识蛾眉嫉,谱向闺帏问有无。”

在广州市美术馆,还藏有张乔现存的惟一书迹,是送黎遂球北行赴京应试的一首七绝:“春雨潮头百尺高,锦帆那得挂江臬?轻轻燕子能相逐,怕见西飞是伯劳。” 《送黎美周》一诗作于1633年,这年黎北上应试,除了张乔外,还有众师友在光孝寺内赋诗相送,是岭南诗坛的盛事。后人将诗编成《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从中可见当年岭南诗坛盛况,而张乔诗亦列其中。

正值妙龄的张乔与南园诸子中最为心心相印的,是一个叫彭孟阳的番禺名士。某天,张乔上街,被一帮市井之徒包围,幸得彭孟阳路过,仗义喝退众人。彭孟阳虽为一介书生,富不及王侯,但诗才横溢,为人情笃,亦名噪一时。

张乔早对彭有好感。此事之后,两人相爱日深。张乔有意与彭结百年之好,遂含情写下《漫述》:朱门粉队古相轻,莫拟侯家说定情。金屋藏娇浑一梦,不如寒淡嫁书生。在张留下的诗歌中,有不少表达了与彭之间的亲密情感,其中以这样一首诗最为感人:“买得兰舟待所思,却扳荷叶写将离。清流溅石去复去,红颊啼烟知未知?前路行踪应借问,隔江潮信尚堪期。君来尚觅留芳处,认取同衾解佩诗。”

张乔为生活之故,不能常随彭左右。在一次到外地神会演出的活动上,张乔夜宿于二王庙,梦见大王礼聘她为妻,醒来后,她以手拍床,且歌且哭,从此一病不起。之后,她便染病卧床不出。病中,她含泪写下《离恨曲寄孟阳》:伏枕春寒病转加,游魂唯得到天涯。无端见面无端别,愧对庭前并蒂花。后来病情转剧,想到不能永随彭孟阳,她含恨在病床上写下了《东洲寄孟阳》:“吞声死别如何别,绝命迷离赋恨诗。题落妾襟和泪剪,终天遗此与君随。”这首诗中所题的东洲是今天的增城,远离爱人的张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以泪洗面,情难自禁。

张乔因梦成疾,此时彭孟阳多方筹集数百金,将张乔赎出青楼,但张乔已经病入膏肓,众人也无力回天。临终时,张乔对彭孟阳说:“现在北方狼烟遍野,百姓处在水火之中,我只是个弱女,不能驰骋疆场,只有心头郁愤,徒叹奈何……”

张乔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死于崇祯六年,仅活了十九岁。死后,由广州名士彭孟阳在白云山梅花坳择地安葬,出殡之日,广州骚人墨客百余人前来送葬,人人各执一花,环植其冢,并赋诗一首,以寄哀思,由是张乔墓百花环抱,号曰“百花冢”。张乔有遗诗130首,彭孟阳为之刊行,题名《莲香集》

张乔的坟墓。位于白云山梅花坳(今沙河梅花园省军区第四招待所内)。因年代久远,墓已毁。据《莲香集》图得知,张乔墓前原立有石碑,上刻“张丽人墓” 字,还有墓志铭等。

今墓与碑荡然无存,仅在一块高约4.3米的石上刻有“百花冢” 三个隶书大字。左旁竖刻小字三行,只辨首行中有正楷“山张”二字。广东省博物馆所藏拓本“百花冢”三字,正与此石刻吻合。据说,这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为彭孟阳所书。



附注:两点今人考证。

1. 关于张乔与南园诗社。所有陈子壮传记都将他恢复南园诗社的时间定为他第二次被罢官,即1636年(第一次罢官是1624年,为魏忠贤迫害。崇祯继位后官复原职,时间在1627年末)。其时张乔已逝世三年,依据此说,她与南园诗社的关系就显得附会。唯有陈子升(子壮胞弟)年谱称,子壮复南园诗社在1630年。然而1628-1636年间,子壮在外为官, 这便又有些矛盾。幸而有网上一篇传记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说陈子壮第一次官复原职“到任两个月后便因父丧匆匆南归,丁忧服满回京,升礼部侍郎……”丁忧即三年,即是说,1628-1631年间,子壮身在广州,这样,他于1630年复南园诗社的说法就合情合理。而众多陈子壮传记之所以弄错,多半据其仕途推算他在京为官期间无暇办诗社,却忽略了他在家服孝的三年。1630年复诗社的说法与《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中张乔献诗也对应,中山大学丰盛年先生的《黎遂球年谱简编》中记载了这次送别,时间在1633年2月,张乔于这年7月病逝,她与南园诗人的交往应该不虚。

2. 关于百花冢的修建时间。网上几年前就炒作百花冢。但无任何资料提示究竟建于何时,所有读者——包括炒家——都以为张乔死后就入殓于百花丛中。这是大错特错。黎遂球写于1634年的《歌者张丽人墓志铭》中只字未提百花冢。而《莲香集》中彭孟阳为恋人写的诔文中却说:“佳城难觅,权寄山中,频年寥落,萃怨嵫恫”,明示张乔死后其墓地并没有那么的美好。继而又道:“辛逢老纳,道义苏公,惠捐胜地,倚枕花宫……”说幸有一位姓苏的义士捐了一块地,她才得以安眠于这花丛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岁维乙酉”一句,交待了百花冢的修建在1645年,即张乔去世的第12年。

这就难怪安魂仪式进行得如此从容优雅,前来悼亡的人都献上了美丽的小诗,而且谁植了什么花,植了几株,都被一一记录,和着才女的诗作一道公诸于世。《莲香集》的出版也在1645年,所以它更像是百花冢安葬仪式的一份文件汇编。12年间,彭公子痛失爱人的撕心裂肺已然沉淀为审美情感,于是长歌当哭,吟成美丽的悼诗和诔文,并拿出精力策动一个惊世骇俗的葬礼……12年里,羊城的文人也有足够空间咀嚼传诵一个不凡女子的身世和佳作,并怀着无尽的惋惜回应彭孟阳的动议,从而为世人留下回味不尽的传奇。这也难怪为什么距张乔去世仅五个月的《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其间作者竟无一人出现在百花冢的捐植名册中(包括亲笔为张乔撰写墓志铭的黎美周)。并非诗人们无情于张乔,而是因为时光过了12载,历史已走到清顺治2年。其时反清的大幕已经拉开,效忠明朝的南园十二子也风流云散,各骋其志。陈子壮、黎遂球两个灵魂人物此刻正在前线调兵秣马,誓和清人决一死战。后者仅一年便笑卧沙场,前者两年后壮死于极刑。

(考证者:屈雅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广州府万寿宫考略

潘杰鑫警训班所在——广州府万寿宫考略

小说中出现广州万寿宫的地方有几处:

第一百零六节 警训班

要培训警察首先得有场地,古代很少有能容纳大量人员的公共建筑,无非是各种庙宇和官署。刘翔选得是广州府万寿宫。

  

万寿宫本是道教宫观,但是大多供奉有当朝皇帝的万岁牌(长生牌位),每逢皇帝生日,即所谓万寿节,全城官员聚集在此举行朝贺大典;若遇帝王驾崩,则在此设灵致祭,服丧志哀。平时则作为恭迎诏书的处所。

  

“这座宫观面积很大,容纳培训学员没有问题。”刘翔说,“我借口里面有明国皇帝的牌位,定性为‘敌产’给没收了。这所宫观就拨给你们用了,现在工人正在改造设施――只是条件很简陋,缺少训练设施。”

  

“现在招募的都是巡警,技能要求不高。培训亦可从简。就是这小市民的旧习气得好好改改。”潘杰鑫在临高搞了好几年警察教育培训工作,显得胸有成竹,“你把伏波军或者国民军里的士官借调几十个过来就行。”

  

万寿宫前如今已经挂上了一块新做得白底黑字的宋体字牌子:“人民保安省广州特别市国家警察专科学校”。门口还站上了两个身穿黑衣手持长哨棒的警察。

第一百零七节 训练

潘杰鑫注视着整个操场,这里原是万寿宫建醮坛的空地,现在碾平了当操场,不过还是觉得有些小。几个工人正在操场旁安装单杠和独木桥。


第一百零八节 依法办事

由于万寿宫的面积不足以同时容纳一千人同时生活学习,所以今天开班的是有一定读写能力的学员,大约有三百人。按照潘杰鑫的计划,万寿宫一期采取滚动开班制,每十天开一次新班。他准备到第十天就把学员拉到街上去,由老归化民警察带领实际执行任务,十天实习之后再回来进行补充教学,然后把第二批学员再“滚动”到街面上去实习。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场地和人力。

然而广府万寿宫的位置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了,有多种说法,有近天字码头说;也有就是在市工人文化宫的(我就曾经被误导过)。比如像下面的记载:

“1918年广州掀起拆城墙开马路之时,负责拆屋修路的魏邦平当然是想从仓边街直通珠江的。然而仓边街以南的这片地方——大塘街一带,书院和祠堂非常密集,因为东边不远处便是旧时的广东贡院。若在此筑文德路,恐怕比开辟公园前的维新路困难一百倍,毕竟书院和祠堂都是有硬背景的。于是魏厅长就只能考虑另一条线——府学东街了。其时城隍庙是“专政对象”,不存在门前有个大广场、广场前又有条开阔马路的设想,取道府学东街估计就是因为本来已有条街,而且阻碍相对较少。府学东街当然就是位于府学的东边了,这又隐藏了一个大麻烦——当时孔教会的基地“万寿宫”。万寿宫便是现在市工人文化宫所在,实为孔庙。听闻警察要拆万寿宫,一群清朝遗老遗少们上访无门后便在万寿宫上演反抗强拆、声称誓死捍卫的闹剧。魏邦平只好带上大批人马,用短短半天时间以暴力强拆了万寿宫。此后,新马路自城隍庙前直抵珠江,取名于附近的文德巷而曰“文德路”。”

万寿宫的确是消失于1918年开马路运动,但实际上并不是目前市工人文化宫所在,作者肯定是和广府学宫搞混了。据考证,实际位置在文明门外,现今文德路62号到万福路(南北距离),和明代南园、抗风轩等很接近。

最后消失于1918年孙科发起的那场广州开埠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拆城筑路’的建筑中的万寿宫,也位于珠光街辖地内,可以说是广东唯一一座最代表皇权威严的建筑。这里也是近百年前广东最最肃穆的地方。

历史上广东文武官员在万寿宫定期聚集、向远在京城皇室朝贺遥拜。而根据民间传说,万寿宫由多个殿堂组成,建筑木质为主,以红墙、黄瓦及龙纹等皇帝专用建筑元素作装饰。朝贺遥拜需在凌晨时分举行,因此每逢遥拜时令,广州城各城门通宵不关闭,便于文武官员按级别高低依次到场。低级别的官员出发前要通知上一级别的官员自己已经出发的信息,依次而上,这样,低级别的官员就能先行到达现场恭候高级别官员的到来。这种只能在电影中看到的场景,曾经是珠光街真实的一幕。

事实上万寿宫在老潘开警训班的年代还不存在,按照旧时空的时间轴,清顺八(1651)正旦,冬至,万寿被定为三大节,到康五十二(1713)广府万寿宫建成,照片中可见后殿,这个场所还真不准平民擅入,每逢三大节的头天晚上,在广州城内的所有官员,自两广总督、巡抚、驻防将军在殿前广场集合——所以假如占据万寿宫的话,殿前广场还是可以容纳不少人的。

指定的司仪官员引导大家按照文武进入前殿,然后从后殿用华盖等仪仗请出当今皇上牌位到前殿,大家一起由司仪领着,行三跪九叩,“臣恭祝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每次典礼照例在仪式后向大家奉上杏仁茶,费用向南海番禺两县各报销三十到四十两银子。

康麻子到四阿哥时代,万寿宫还带有宣讲圣谕的职能,也就是康麻子的康十六条,后来四爷这个灌水王又给每一条加了注释,成为《圣谕广训》,印刷分发各府,放在学宫里面供奉,定期宣讲教化万民。

广州府逢初一十五,由府学的教授和训导二人,从附近的广府学宫(市一工人文化宫)大成殿上请出这卷黄色包袱包着的《圣谕广训》,一路送到万寿宫前殿的香案,由指定官员宣讲,所有其他官员席地而坐听讲,而民人在殿外环立听讲。广州府是逢每年的九月开始到次年的三四月结束,中间的月份是农忙生产,官员和百姓都没法恭聆圣谕。

以下是不多的广州万寿宫照片,时间约莫是1875年前后。鬼佬称之为Emperor's Temple



广州万寿宫照片



广州万寿宫照片



广州万寿宫照片



广州万寿宫照片

当地的崇拜

之前黎卓贤元老的游记中提到了当地的崇拜对象,广东尤其广府,确实有些和其他省份不一样的特色。这里略微提一下明末可能存在的崇拜,只选取有较大规模祭典,且明末已存,并流传至今的。

当中不少都不属于官祀,但也不排除有些神明可能有来自官方春秋二祭,例如天妃庙,就是五羊驿的配套工程,很有可能有来自于管理五羊驿官方的香火,而南海神、真武大帝等都是官方历代加封的,肯定有官方香火。至于祭典特色细节囿于篇幅就不展开说了。

另外,如湛若水、陈白沙、周敦颐等宋、明理学和儒学大家由于或出身广州,或曾在广州为官等等,都在广州有单独建祠,享用来自于官方和读书人的香火,陈白沙更是在明万历十三年,被诏准其从祀孔庙。这些不在本文介绍范围内。

一、天妃庙:全国性神明,但广州由于靠海生活的人多,所以香火极盛,广州有多处,明以五羊驿旁的天妃庙为最,地点约为旧时空一德东和解放路交界,旧五仙门发电所旁。天后诞是农历三月廿三日。

二、波罗诞:广州本地特有,也就是在南海神庙的庆典,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位于黄埔区穗东街庙头社区,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创建于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已有1410多年的历史,为祭祀南海广利洪圣大王而建,是我国古代由历朝官方拜祭的四大海神庙中规模最大最古老、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海神庙,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波罗诞庙会农历二月十一至十三举行,其中十三为正诞。庆典仪式最早见诸记载是宋。

传说古时有波罗国船队到此,参神后,四处游览。贡使达奚司空,在庙前种下两棵波罗树,流连忘返。船队因赶水流,扬帆远去。达奚彷徨无计,伫立村头,向海眺望七七四十九天,化为石人,乡民称之为“波罗神”。尔后洪圣庙也称波罗庙。

又另,城内不少地方有单独的小型洪圣庙,和遍布广州的真武庙一为赤庙,一为黑庙。

话说部署在广府的特侦队分队假如代号叫“海神”貌似感觉会很屌。

三、金花娘娘诞,貌似全国有,但广州有自己版本的传说和封号,农历四月十七,见上游记中介绍,此处不多赘述。

四、何仙姑,广州特有,何仙姑系广东增城人,据说生于唐景泰年间,目前旧时空增城小楼村还有所谓何仙姑家庙之类的,诞期为三月初七,是日地方举行醮会。

五、鲍姑诞,广州特有,三月初三,见游记中关于越岗院,三元宫的记载。

六、悦城龙母,广东珠三角特有,每年五月初八“正诞”和八月十五“闰诞”。相传龙母姓温、秦时人。自小能预知祸福,且乐善好助,人称神女。传说一天,温氏在西江边濯洗时偶拾到一大卵,孵出五只小动物,能为温氏捕鱼。长大后五物竟变成头角峥嵘、身皆鳞甲的五条真龙。温氏让他们施云播雨,保境安民。人们便称温氏为龙母。后来龙母仙逝,五龙悲痛欲绝,化作五秀才,将龙母葬于北岸的珠山下。后人感于五龙的孝心,就此建庙,名曰"孝通庙",后改为“龙母祖庙”。但据考证,龙母传说的确立在唐代,最早见诸始见于唐代广州司马刘恂的《岭表录异》里的《悦城龙母》,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加以补充。

龙母祖庙始建于秦汉,历代有封赐修葺。现存的龙母祖庙重建于清光绪晚年,为砖、木、石结构,建有石级码头、石牌坊、山门、香亭、正殿、两厩、妆楼、行宫、龙母坟等。

每逢农历五月初八龙母诞期,在龙母庙都举行大规模的民间祭祀活动,肇庆市属各县及珠江三角洲以至港澳地区前往参拜者多时超过十万之众。一连十数日,龙母庙前石牌坊广场上,香客云集,香烟缭绕,昔时还有"祭青蛇"、"摸龙床求子"的习俗,省城不少人每年都前往拜祭。

七、真武大帝,俗称北帝,道教信仰,但广州极盛,各道观与大小北帝庙,都举行醮会,此时北帝用的是成祖皇帝给的封号:明太祖加号玄天上帝,明太祖复封真武荡魔天尊,明成祖封号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旧时空现存广州最有名的北帝庙是仁威祖庙,始建于宋代皇祐四年,经过明清历代维修扩建,广三路深五进。

八、郑仙诞,郑仙是先秦方士郑安期,曾在广州白云山一带行医卖药,传说某年瘟疫流行,为了拯救民众,他在山上采仙草九节菖蒲时失足坠崖,驾鹤成仙。们为了纪念他,便在白云山麓修建了一座郑仙祠。每年七月二十四为郑仙诞,广州市民登临进香者络绎不绝

九、康公诞,旧时空广州有康王路,名字来源于附近原有的一座康王庙,此庙是纪念宋朝的一位爱国将领——康保裔。传说,康保裔出身将门,是洛阳人士,祖父和父亲都是捐躯沙场、马革裹尸的武将。康保裔自幼习武,精于骑射,射空中飞鸟,箭无虚发。从军后,康保裔屡立战功,在任高阳守将期间,辽国进犯中原,他不顾年龄高迈,奋起抵抗,但寡不敌众,为国捐躯。

随着康保裔的事迹流传,人们尊称他为康公、康王,后人敬其忠勇在大江南北广建“康王(公)庙”。清代时候,羊城西郊、南郊都曾经有过康王庙。中山七路附近的康公直街、康王(上、下、直)街都是因为同名寺庙而得名。据说,前进路的康公街、同福中路的康公后街也因为曾有同名寺庙而得名。

七月初七为康公诞,祭典一般连唱五天戏酬神,祭品不用鸭子,有多种说法,“当年康公打败仗,在逃走的时候被追到河边,留下一长串脚印,敌军根据脚印就可以发现康公逃跑的方向。正当康公无计可施时,一群鸭子从河滩走过,把康公的脚印覆盖掉了,使得康公得以脱险。因此,康公认为鸭是有灵性的,从此不食鸭。”

十、鲁班诞,为农历六月十三日,俗称“师傅诞”,是泥瓦匠行业的特有祭典。十、鲁班诞,为农历六月十三日,俗称“师傅诞”,是泥瓦匠行业的特有祭典。

十一、华光大帝,华光大帝又称华光尊皇、灵官马元帅、三眼灵光、华光天王、马天君、马王、马神、水草大王、水草马明王等。是汉族民间传说和道教中的神仙。三只眼为火之精、火之星、火之阳是火神的象征。是道教护法四圣之一。相传他姓马名灵耀,因生有三只眼,所以汉族民间又称“马王爷三只眼。”

华光大帝在广东省和雷州半岛地区被广泛供奉,家家户户有供奉华光宫,其中醒狮团和鹰雄团、戏剧团都是广泛供奉华光大帝作为庇护出行神,濠畔街曾有五显灵官庙,供奉华光大帝,残留有五显巷地名。

近一百五十年来,忌火的粤剧伶人奉火神华光大帝为祖师爷,凡新戏台落成、开新戏或戏班出外演出必祭拜华光大帝。每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是华光大帝宝诞。粤剧戏班会举行隆重的祭祖师活动。时至今日,许多粤剧艺人仍保留着过“华光诞”的习俗。

大约在明朝前期,华光大帝马灵官又化为王灵官。关于王灵官的行略,《新搜神记》《通俗编》》都有记载,本名王善,宋徽宗(1100—1125)时人,原为术士,后曾从蜀人萨守坚受符法,为林灵素再传弟子。死后由玉皇大帝封为“先天主将”,司天上、人间纠察之职。明朝永乐(1403-1424)中封为“隆恩真君”,并敕建“天将庙”。宣德(1426—1435)中改为“火德观”。道观中多塑王灵官像,形象奇特,赤面、三目、披甲执鞭作为镇守山门之神。

十二、其他虽然也极盛,但属于全国性神明的观音诞、关帝诞这里不多说了。而广州黄大仙祠始建于1899年,证明虽然有崇拜,但单独建祠已经是很晚近。不应在明末临高启明时代出现。


又及,前面提及惠福夫人金花娘娘,有栽花夫人、送花夫人、保胎夫人、保痘夫人、梳洗夫人等20多个“助手”,配套齐全。 和清代将近20%的产妇死亡率和30%的新生儿死亡率相映成趣。

民国以前,广州有据可考的古桥就有62座。坐拥这么丰富的河道资源,坐船自然成了老广州最主流的出行方式。据卫三畏在19世纪中期的考证,当时在广州登记造册的各式船舶至少有8万多艘,就算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全城还有上万艘搭客小艇,可见水路运输之繁忙。

天字码头小考

假如一名元老从旧时空北京路中山路交界的财厅前,也就是布政使衙门前出发沿承宣大街步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拱北楼,楼下两个并列的门洞,称之为双门底,请原谅我这个考证者没有给出图示,它的位置就在旧时空西湖路北京路交界。

穿过双门底,迤逦而行,则大南门在望,位置在旧时空北京路大南路交界,现今犹存有大南路地名,大南门是旧城的南门,由于正对广东官衙,算是门面,所以大南门的设计是诸多城门中唯一一个有三重檐构造的,较之其他城门既显华丽又显威严。

而一路走来,明代的青石板路还算平整,沿路有各种牌坊,多为木制,三间两柱两楼,而道路两旁各坊、巷、里的路口也有牌坊,不过简陋得多。

出大南门,过玉带濠就是新城了,玉带濠开于宋代,是宋雁翅城的配套工程,它从东到西贯通广州城,犹如环绕全身的玉带,故名之玉带濠,保留到现今的残留,内街“玉带濠”依然连接东西广州老城墙位置。

约莫泰康路万福路与北京南路交界,就是新城小南门了,清代改成永清门,但出了门再往南还得过桥,阮元《广东通志》称:“沙洲桥,在旧批验所右,嘉靖三十六年(1557)……募修”,这就是连通陆地和太平沙的桥,因为那时候太平沙还是像现在二沙岛一样,是四面环水的沙洲,有桥和陆地连接,到了现代,太平沙,城外南关已经和陆地连成一体。当时修筑新城时,只有小南门外有涨沙,即今太平沙一带。计由小南门到永兴门一带,为1563年后新涨之地,才使建新城时不包括太平沙在内。

这里又有一个梗,和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1631—1700)有关,前面提到过,这位也是临高时代的人物,他退隐之后住在育贤坊,也就是旧时空北京路禺山市场附近,其居室先后名小禺山舍、晚成堂。那地方离太平沙洲很近,因此他常常到沙洲边散步。有一次,开垦沙洲的农民在沙洲边上建了一个牌坊,看到这位经常在此散步的老先生,就请他帮忙在牌坊上题字。

陈恭尹非常高兴,没想到农民也讲文雅,所以连声说没有问题。此时他欣赏沙洲周围的美景,只见晚霞中珠江两岸炊烟飘绕,用隶书的笔法,大书“太平烟浒”四字,第二天命书僮送给沙洲的农民。那位农民看不懂题词含义,便问书僮所题的词是什么意思,书童误将“太平烟浒”的“浒”当作“许”字,以为是“许多”的意思,就说题词的意思是太平世界有很多炊烟,即指你家人口繁盛,炊烟就多了。农民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命工匠将这个题词刻在牌坊之上。书僮回家后将自己送题词的情况告诉主人,陈恭尹听到书僮对这个题词的解说时,笑得前仰后倒。

而再往南直抵太平沙洲河边,就是码头了,天字码头究竟何时始称天字码头已经不可考,但临高时代此地的确已有码头,

据民国《广东通志》记载,天字码头的兴建,可追溯至500多年前的明代:“明代省垣未有码头,时有埔(大埔)人李寿相操船业,广行善事,独主筑码头,现永汉南路(今北京路)天字码头即其遗址。”

《大埔文史》更加详细地记载了这个码头的来龙去脉。据说,在明代成化(1465-1488)初年,大埔县三河坝水上人家李寿相与妻子双双逃荒来到广州,投靠在梁家船上当船工。有一次,李寿相正在船头撑篙,猛然看到江上漂来一位溺水者,善良的李寿相,毅然跳入水中,凭着良好的水性,几经周折,将溺水者救起,并送往蓬寮家中取暖。第二天,他才知道,这名溺水者,原来是富商陈家之子,因游江赏月,失足落水。为报救命之恩,陈公子送给李寿相1200两银子。

李寿相有了银子,便自购船只,在各个码头间奔波经营。数年后,凭着出色的才干,他的船队已拥有船只20多艘。在往来运输的过程中,他觉得珠江岸边没有一个专供装卸的大码头,很不方便,于是独自出资,在太平沙洲南端建了一个码头。广州历来是全国举足轻重的对外通商口岸,水面宽阔,内河航运发达,人员、货物往来十分活跃,作为珠江边较早出现的码头,天字码头无疑为这种交流提供了便利。并且,明初,广州合宋代三城为一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扩建,兴建了直通江边的道路。出身贫寒的李寿相,由此实现了他的水陆联运,生意兴隆,富甲一方。

另外五羊驿的位置根据黄国声先生考证,五羊驿位置在现今海珠广场侨光西路北段之西侧,旧谊园所在,明代黄萧养围城时,曾在此自立为王,对部下行封官加爵仪式。清代平南王尚可喜在“三藩之乱”中兵败被擒,即羁押于此。

白鹅潭即沙面岛对开,前航道后航道交界处的宽阔水面。

天字码头上船一路往西,可在五仙门下船到五羊驿,再继续西行就是白鹅潭。


乌龙岗

我们先看几条史料: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

这几条史料都是能够百度到的大路货,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大坟包叫“共冢”,具体地点在东郊乌龙冈,乌龙冈成为我们的研究线索,乌龙冈这个地名再一次出现在史料记载中是清代广州炮台的修筑。

雍正十一年,即1733年,清军在东郊乌龙冈山顶修保厘炮台,和拱极炮台(在象冈山南越王墓博物馆内)、永宁炮台(即后世三元里抗英时期的四方炮台)、耆定炮台(即后世三元里抗英时期的圆炮台)、神极炮台(镇海楼前,又称观音山炮台)、建极炮台等一共六个炮台成为广州环城要塞组。

这些炮台在一鸦时被英军或攻占,或毁坏,但之后旋即修复,再加修东、西得胜炮台,使环城要塞组增加为八个炮台。

太平天国起义围攻广州时,叶名琛急命闭关发炮外击。城外有四个要塞,环城犄角,上面建筑有坚固的炮台,叫做拱极炮台、保极炮台、耆定炮台、保厘炮台,同时发炮,城内观音山炮台也发炮接应,起义军无法近城。

二鸦期间,这些炮台再一次被英法联军毁坏,战后再度修复。直到1874年后陆续废弃。

乌龙岗本来是城东北门外一个小高地,但后世已经被削平,在其上的“共冢”和保厘台也不知所踪了,话说广州老东山区很多带有“某某岗”如黄花岗、红花岗、马棚岗、蟾蜍岗、龟岗之类地名的,原本都是一些小山包,直到20世纪初才一一铲平。

现在的乌龙岗尚存地名,在建设横马路,你用百度地图可以搜到,同时可以确定它和“大东门”地名的相对位置,乌龙岗附近一带传统上是墓葬集中的地方,附近有兴中会坟场、邓荫南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等近代墓葬,在附近区庄也出土过秦晚期墓葬,有戈、箭簇等文物,据信是征百越的秦军墓葬。

另广州有两处乌龙岗,一处是上面提到的建设横马路,另一处在海珠区龙骧大街,显然是前者符合“东郊”的描述。


乌龙岗

江姨娘的可能营生

在大清到民国年间,纳妾一直是屡禁不止,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纳妾才完全禁止。

虽然不知道其他城市如何,但在晚清到民国的广州,的确是有专门培养妾侍,嫁与有钱人的专门营生,这类人一般就是色衰或者死了主人,被主母逐出家门的妾侍,也有的是妓院鸨母改行的。

她们一般从小物色穷苦人家的女儿,以低价将其买下,作为义母兼经纪人兼教练的身份将她们养育成人,按照大户人家纳妾的标准培养才艺、礼仪、言谈举止等等。通常配有丫鬟伺候,所以比起一般的妓女,声色艺不遑多让,而又是处女——买主洞房时发现并非原装,那是要退货的。是不是很像临高的女仆学校,啊不,是女子文理学校呢?对,这就是一个低配版的,五百废的这点小心思,土著其实都已经想到了,区别是这都是单干户而文理学院是系统培训。

看原文:

“原来董明珰是“拖油瓶”,她家原是山东某县的小地主,董老爷在河南当知县的时候,垂涎于她母亲的美色,勾结土匪将她父亲全家害死。将她母亲抢走走为妾,她当时年岁幼小,又是女孩子,在江姨娘苦苦哀求下被容许带在身边,算是董老爷的义女。”


基于江姨娘的经历和经济状况,她极有可能会改行当“契妈”,而董小姐,则是她的第一件产品。

在旧广州的陶陶居,这家开业于光绪年间的老茶居,就是纳妾的专门“相睇”场所,当然了纳妾那是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都是些有钱有闲的中老年亲自出马面试。

陶陶居的包间、卡座就是专门为此而设的。此辈人老心不老,入室落座,名为品茶,实质色迷迷选择姨太太,架起眼镜,评弹一番。充当拉线撮合的“阿婶”,鼓起如簧之舌,而被相睇的往往是刚及芳龄的小家碧玉,“阿婶”引领入房,看方多加挑逗,其醉翁之意,路人皆知。有些猴急的,还要来一手“摸骨相法”,合则约时另行议价,付身价银娶人。不合意的,便封回一包“利市仔”权作酬劳。以人作货,买卖婚姻的陋习,竟被巴金先生南游广州时发觉了奥秘,遂于其《南游随笔》中记下了一页。

辛亥革命前后,身价银有高至八千到两万大洋的,而相亲一次,不论成事与否,“利市仔”为十个大洋。

纳妾现象不分阶层,彼时的广州,连拉人力车的车夫或者商号的伙计都有纳妾的(当然不是陶陶居相亲的那种档次了),纳妾有很多理由:正妻无所出,需要续香火是第一原因,对于草根阶层,家里多一个劳动力又不用付工资,而且可以免费啪也是一个原因,而那些老家伙就是要啪得爽,带出去有面子了。作为吃货之城,有一个西关阔少,特爱吃“两面黄”,也就是两面都带金黄色,恰到好处的锅巴的米饭,为此他专门纳了一房妾干这个。

纳妾比较挑剔的,据说是清末翰林吴道镕,他老学究纳妾先将对方年庚要来,压在神台下,看三日后会不会被祥瑞了,没有就进入下一环节,请算命的合双方的八字,再请对买妾有经验的牙婆把关,这些牙婆不是一个,而是足足一个大陪审团。这里有讲究,就是要看女子的手脚是不是粗糙。

因为广州地方属于亚热带,风雨频繁;以前生产力又低下,鞋和袜价格不菲,属于奢侈品,因此不单是疍民,一般的广大劳动者也是惯于赤脚走路的,所以在小说开头对文总绑架案侦察时,仅仅凭借赤脚与否就认为是疍民有些武断了。

从前大户人家的女仆也是赤脚干活的,每当跟着主人出去送礼拜访时,她们挑着礼盒,但怀内揣着双鞋子,到了人家门口,将鞋子穿上后入内,完成任务后,出门第一件事就是脱掉鞋子揣怀里,依然赤脚回家。

所以对手脚的检查,除了对妾的健康状况进行确认外,还有为了避免无良“契妈”们用胼手胝足的粗使丫鬟以次充好的理由在。那种粗使丫鬟即使经过几个月突击培训,和从小就严格管束,精心教导,从不干体力活的二奶预备队相比,培养成本根本不一样好不好。

以往是不能用良家女子,只能用贱籍女子作妾的,但后期礼崩乐坏,即使是良民,也有把自己女儿卖了做妾侍的,但又怕邻里讥笑,可以事先和买主,要求用大红花轿,正妻的鼓乐排场迎娶,自己的女儿身穿凤冠霞帔,装做明媒正娶的样子。而接新娘走到半途后,则脱下裙褂,撤去鼓乐仪仗,改乘小轿前往,这叫“半路吹”

广州某些大户人家,对妾侍之苛刻有甚于仆人,这里略举几点,也许中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习俗:

一. 不能与正妻同桌进食,只能和仆人同桌,或者另设一桌。有甚者只能在厨房吃饭。

二. 没有自己的名字,由正妻为其取名某某,全家上下均直呼其名,熬了一段日子或许类似于TVB电视剧一样叫“某某姐”,生下少爷后才能叫“某奶奶”,名字登入族谱,少爷有了儿子才能升格“某太太”,不消说,亲生儿子是不能叫她妈的。

三. 不能穿绸缎,只能穿布衣。

四. 作为妻子没有对丈夫的继承权,而正妻无论有无所出,自身有对丈夫继承权。

五. 丈夫死后会被正妻合法逐出家门。

所以元老首长们对生活秘书们的待遇真是太特么天翻地覆了,说不定刘翔门外自荐枕席的二奶能够从承宣大街排到出南门码头呢。


补充说明:

这样养干女儿的营生,叫“捻妹花”,捻在粤语里有精心培育的意思。

而干这行的还有自梳女,估计是年轻时是大户人家的女仆,年老后想赚一笔养老。

8000块大洋相当于一户中产的家当。


南越王墓

南越王墓在象冈山,也就是所谓八景中之一“象冈樵歌”所在,

如下图,象岗最高点为地宫所在,离大北门城楼遗址直线距离不到100米。以那里作为伏击点,除非城楼上伏波军在打瞌睡。

那里只是一个有很多树的小山包而已,藏不得人。

图中木壳岗高点即为旧时空五羊塑像所在。

当然南越文王墓是南越国诸王陵墓中唯一现世的。出土时并未被盗过,好东西不少。

假如一定要和陵墓有关,我建议不如选定小谷围南汉二陵。也就是现在广州大学城一带。

在临高时代,它们远离广州城,按照区划,属番禺县茭塘巡检司辖区,附近大小水道是番禺县往府城运粮的主要水道,。

尤其重要的是,在旧时空2004年发现康陵与德陵的时候,已经数次被盗过,

根据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在崇祯十年,南汉二陵有过一次毁灭性的盗扰。正好可以进行预防性发掘。

南越王墓

南越国诸王的陵墓,南汉国诸王的陵墓理论上都有可观之处。

然而,南越国诸王陵墓只有赵眜的墓被找到,其他几个君主,尤其是赵佗的墓一直没有下落。

南汉几个君主的陵墓在崇祯十年被盗挖相当严重。

说回来赵眜的南越文王墓,实际上它离大北门城楼直线距离 不到100米,连步枪都可以控制,盗墓贼必须在军队的眼皮底下作业。

另外在清代,就在象岗山地宫顶上不到20米的地方就是清代的拱极炮台,拱极炮台在城墙外不远,算是一个前出火力点,

任何进攻大北门的军队都会受到象岗和木壳岗两边火力点的夹射。

象岗和木壳岗

也许是历代以来就在驻军的监视下的缘故,就在城墙根的坟墓居然一直以来都没有被发现过

所以除非军队成建制出内鬼,否则盗挖的可能性不大。

像清代那样在上面建一个炮台即可。

据查,赵佗墓的确切地址尚未确定,但基本就在越秀山。

越秀山是广州最早的风景名胜地,据地方史志载,南越王赵佗当年就在此山大宴群臣,并和汉朝派来的使者陆贾同游此山,山上还有越王台旧址,因此越秀山也称为越王山。在隶属于越秀山的象岗发现了赵眜墓,表明越秀山不仅是赵氏王朝佳口游宴之地,也是南越国王陵所在地。

这是一个重要突破,为寻找赵佗墓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从考古发现南越国墓葬看,有如下特点:墓葬多分布在西北郊和东北郊,大墓、中小墓分岗埋葬。中小墓数十座围在一岗成一个墓群,大墓则独占一个山岗。从总体来看,南越国墓葬反映出“聚族而居,合族而葬”的制度。

第二代南越王墓独占了象岗,看来,赵佗的陵墓也会独占一个山岗。按合族而葬制度推测,赵佗陵墓不会离第二代王太远,而离象岗较近的山岗,比较高大能藏下王者之墓者,除上面提到的飞鹅岭、西得胜岗和花果山外,剩下的就是越秀山了。

从氏族宗法制度来看,赵佗墓在越秀山是符合制度的。据西安发现的汉代帝陵分布情况分析,以父为昭、子为穆的昭穆制度在汉代前期依然存在。《周礼·春官·家人》记载:“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若以汉高祖长陵为祖位,高祖太子惠帝的安陵正是在长陵之右居于穆位。赵佗本是汉人,南越国又有不少中原人相辅,对中原的昭穆制度当然了解。从理论上说,南越国以赵佗的陵墓为祖位,居中,第二代南越王为穆位,居右。从考古发现看,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墓在象岗,位于越秀山之右,刚好是穆位。因此,推测赵佗墓在越秀山,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对越秀山各岗的调查分析推测来看,赵佗陵墓很可能就在越秀山的主峰越井岗—即今中山纪念碑附近的岗腹深处。

另外,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的墓已经被孙权搞掉了。

这个时代,上面只有一大堆远称不上文物的庙宇,髠贼可以放心大搞拆迁然后挖挖挖。

今天查资料顺带看了一下,中国64件禁止出国文物中,南越文王墓有两件:铜屏风构件和角形玉杯,看来真是看轻了姓赵的。

另外,据地方志记载,大太监韦眷墓发掘过程中,发现虽然被盗多次,但仍然有一枚15世纪威尼斯银币,十分珍贵,旧时空仅存世两枚,另一枚在意大利。


髠贼的官差有几种死法

髠贼的官差有几种死法。

我们都知道,五百废占领广州之后,警务工作仅仅覆盖了城内,也就是一个市局下辖南海、番禺两分局的体制。

准确来说,所谓南海番禺两分局也只是仅仅覆盖城内,顶多加上东西城厢的部分,所以说“警务不出广州城”并不过分,当时南海番禺两县的辖区非常大,除了附廓部分,大部分辖区在城外。

南海县有如下的政府机构

【附郭】南海县署【旧在内城元妙观左明洪武二年建国朝初移外城太平门内至康熈二十二年复迁内城早亨坊】

县丞【在早亨坊】

教谕训导【在学宫内】

典史【旧在县署内今在惠福巷】

金利巡检司【在县西金利寨北桃子堡】

神安巡检司【在县西盐歩堡泌冲寨】

五斗口巡检司【在县南西淋都平洲堡】

三江巡检司【在县西侧水村】

黄鼎巡检司【旧在县西西隆堡宁口村即旧黄鼎寨今在新黄鼎】

江浦巡检司【在县西鼎安都】

河泊所【在府城外西门十一铺】

懐逺驿【在府城西久裁】

官窰驿【在府城西金利堡久裁】

杂所

预备仓【在朝观街系粮驿道西防改】

养济院【在东门外教塲旁】

漏泽园【在小北门外】


番禺县有如下的政府机构

番禺县署【在内城东门旧名紫泥港宋熈寜二年建明洪武二年修国朝初在外城清水濠今迁复旧署】

县丞【旧在县署内今在盐司街】

教谕训导【在学宫内】

典史【旧在县署内今在大塘街】

鹿歩巡检司【在县东鹿歩堡】

沙湾巡检司【在县南市桥乡】

茭塘巡检司【旧在县南迳口堡今在塘头村】

慕德里巡检司【在县北河岭堡】

河泊所【旧在南门大巷口今在天马巷】

五羊驿【在府城南官渡头久裁】

湴湖驿【在府城北茅田村久裁】

番禺县除了城内部分外,还下辖四个巡检司,除慕德里巡检司外,均设置于洪武初年,纵观广州近代建置变迁的历史,就是从番禺县不断析出新县的历史。

番禺县建置沿革番禺县建县之初,境域广阔。北隔洌江与中宿(今清远)相邻,东与博罗(今博罗、惠阳一带)相接,西与四会(今四会、鹤山一带)相连,南止于滨海之地,相当于现番禺区境的十多倍。

自汉建安六年(201年)至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近1500年间,先后析出增城、东官(东莞)、怀化、熙安、南海、从化、花县等,并由这些县再析出龙门、香山(中山)、新安(宝安)、顺德、三水等县以及香港、澳门地区。

自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析地建花县后,至1921年广州建市的235年间境域基本没有变动。以当时县学宫(今广州农讲所)为中心,正北48里(华里)至花县界,正南35里至顺德县界,正东51.5里至增城县界,东北70.5里至从化县界,东南75里至东莞县界。正西1.5里至南海县,古番禺县与古南海县双方界限大致是今广州市越秀区解放路 ,共同构成广州城。

1949年建国后,分数次将禺北、禺东一带划入广州市区。1959年,原属中山县的大岗、万顷沙、南沙、黄阁、珠江农场划归番禺。

因此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番禺面积还是相当大的,下辖一个捕属(广州、县衙门)。城外还有四个巡检司署,顺便提一句,明代广东布政司和广州府,分别按照省和府算的话,下辖巡检司署的数量都居首位。五百废攻占的第一个明朝政府机构就是博铺巡检司署。

巡检司在元朝,明朝与清代为县级衙门底下的基层组织。该组织于元朝时,通常为管辖人烟稀少地方的非常设组织,除了无行政裁量权之外,也没有常设主官管,其功能性以军事为主。明朝依其例沿用,不过佐以行政权力。

番禺县下辖的鹿歩巡检司包括十二堡,即龙洞堡、黄陂堡、石牌堡、车陂堡、暹岗堡、黄村堡、火村堡、萝岗堡、横沙堡、南岗堡、七社堡、十五屯堡,辖区大概西起陵园西路东较场,也就是出了大东门开始算,一直到南海神庙一带,相当于大半个老东山、一部分白云区(三元里到沙河一带)、整个天河区、黄埔区、萝岗区。

在旧时空一鸦期间,鹿步司石岗书院曾发出飞柬召集周围的民众自带干粮参战,该飞柬原本藏于广州近代历史博物馆;一鸦时期的乌冲之战也发生在鹿步司辖区内。

鹿步滘指今广州开发区以北,南岗头至南海神庙一段长七八公里的水道,这是宋朝开凿的一条运河,又称“扶胥古运河”。

宋朝的扶胥古港时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进出东江,而东江与狮子洋的交汇处烟波浩淼,浪急风高,时常危害往来的船只。南宋时时任广州佥判的邬大昕经过实地勘察,率众开凿了一条“东起东洲,西接南木湾”的运河,既使往来船只缩短了航程,又避开了波涛险恶的东江口。因运河地处鹿步地界,故称这条运河为鹿步滘。

可见这个鹿步司得名很早了。鹿步司署衙门前期在南湾村前,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知县逯英改迁到波罗庙东侧。因此早期衙门附近的地方留有旧地名,如衙门对面有鹿步墟,即夏园新墟等。

好吧,问题来了,光一个巡检司的辖区,就相当于现代广州四个行政区,数十个街道办(镇)建制,数十个派出所才能管得过来的一片区域,以五百废现在警务人力数量,要么就放羊,要么就只有过劳死而已。

中药生产

和杨润开堂合作是刘三故事线上的重要戏份,到此为止,在中药生产方面的深度合作者就只有一个,但作为穿越者,怎么可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在省城有一家陈李济药店,始创于1600年,经历过明清民国新中国时代,算是广州城唯一一个临高时代的品牌,也是可以合作一番的。

陈李济缘于广东南海县商人陈体全和李升佐两人合作经营,取陈李二姓,再突出一个“济”字,以表协力同心济世之宏图伟愿。清朝初年,“陈李济”的蜡丸已名闻遐迩,成为“广药”的代名词。

清朝同治皇帝有一次患上风寒,腹痛吐泻,经御医推荐服用陈李济“追风苏合丸”,“药到病除,龙颜大悦”,遂敕赐“杏和堂”的封号,以资表彰;同时还钦定陈李济珍藏的百年旧陈皮为广东每年进奉慈禧太后的贡品。民国初年颁布商标法,“杏和堂”成为陈李济的正式商标,一直沿用至今。

陈李济是要收为小弟的,不过我不建议再拿各种验方啥的,我建议是改进成药的包装方法,清末民初,陈李济便生产有膏、丹、丸、散、茶、油、锭8个剂型,主要产品有琥珀抱龙丸、追风苏合丸、附桂理中丸、全鹿丸、天王补心丹等。

其中以首创的各种蜡壳药丸声誉最高。据中国药材公司科研处高工朱晟老先生的研究考证:当今医学昌明,药品浩如烟海,更新换代日趋频繁,唯独我国特产的蜡壳药丸历销不衰。这种剂型起源于清朝初期,创造者为广州陈李济药厂。

蜡壳药丸的生产工艺颇为独特,草创时期的蜡丸制作步骤为煮蜡、串圆子、蘸蜡、鎅壳等工序,中药制好后,将药丸放入蜡丸中,经封口、剪蒂、盖印等工序完成蜡丸。

其蜡壳是蜂蜡与木蜡混合铸成的,然后将药丸裹在其中,再用蜡密封,这样可久存而不变质。由于大多数中药材含糖、淀粉、挥发油等成份,极易吸潮、霉变或惹虫蛀,用蜡壳包裹后,不亚于罐头包装,对于连马口铁罐头都不能保证供应的五百废,也是好事,据说有保留百年而不变质的蜡壳药丸,就是这种古老剂型历尽沧桑而不被淘汰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考证,蜡壳药丸的出现,与保存一种叫苏合香的中药有直接联系。由于苏合香容易挥发,为保存药效,药工们发明了用蜡壳包裹。此外,蜡壳药丸的出现还有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首先是有资本较大的药铺和较高技术的制药人员,才有能力研制蜂蜡与木蜡混合后,既不软,也不硬的蜡壳。

同时,由于广东香药多,气候湿热,又是进出口贸易要地,外因的条件也促成了它的问世。

据很多历史材料记载,蜡壳药丸起源于陈李济,之后北京、杭州等药铺也相继使用,先是限于少数贵重丸剂,如大活络丸、回生丹、黎洞丸、十全丸、安宫牛黄丸等,后来发展到普通药丸也用蜡壳包裹。然而在中成药广泛应用,则是旧时空近百年间之事

1981年,联合国世界科教文组织曾委托北京中医学院和北京科教制片厂,选择陈李济药厂的蜡壳丸生产工艺拍成电视录像片向全世界作报道。

蜡丸工艺出现已经是清初康熙年间,也就是说该工艺还要等到几十年后才问世。这个工艺相比一两张古方验方是不是更有价值,这个大招作为和陈李济合作的股本其实不错的。



关于茶楼业的细节整理

临高启明里面有这样的章节

  

““永安居”茶居里照例是熙熙攘攘的坐满了茶客。广州的茶居和江南、京师的茶馆又不一样,不仅点心讲究,而且是茶居更是要空间高敞,多半是二三层的高楼。它的一楼足足有一般楼的二层楼那么高。现在已近中秋,家家户户的茶楼都在一楼茶堂上挂上了一块七尺半高,四尺半宽的月饼招牌。这块招牌非常气派:上面雕刻着全套的古典人物,花鸟虫鱼,不但雕工精美,许多招牌上还贴有金箔。看上去富丽堂皇。

按照当时的习惯,身份职业不一样的人是不坐在一起喝茶的。茶楼里也按“厅”为单位,分隔成不同的世界。其中一间名叫“听泉”的茶厅,里面喝茶的都是青衣小帽之辈――虽然是奴才之类,却和一般的挨打受气的奴才不同。这广州城里没有人敢看不起:他们都是各家达官贵人的长随跟班门房。亲信的仆佣管事,个个手握大权,说得话能直到主人的耳畔。许多事情在衙门里办不下来的,在这里找人说说,奉上一笔银子,兴许就能顺顺当当的办好。

现在是上午,正是茶楼生意红火的时候。不仅一楼的大堂全满,二楼三楼的也上了一大半。每个茶厅的堂口都是人声嘈杂,说话声、小贩的叫卖声、卖唱声……混杂在一起,显得既杂乱又充满了活力。

  


            ——《第一百六十三节 进入珠江》



应该说,吹牛者大大在这部分呈现的是清末民初广州茶居的风貌,而且相当准确。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广州的茶居是如何已经不可考,但至少目前茶楼点击率很高的点心:粉果已经出现。

在明代,广州的点心之一——粉果,已很有名气,见屈大钧的《广东新语》:“广州之俗,平常则作粉果,以白米浸至半月(按:可能是半日之误),入白粳饭其中,乃舂为粉,以猪脂润之,鲜明而薄以为外,茶蘼露竹胎、肉粒、鹅膏满其中以为内……名日粉角”

而在雷州糖厂章节里面出现的虾饺,这个广式茶楼点心的代表作,则在旧时空要到20世纪初才被发明出来。

已知最古老的茶楼,乃是海珠区南华路的成珠茶楼,据记载,桨栏路原茶楼同业公会会址内,存放有一块樟木木刻牌匾,上刻“成珠楼”,下刻“乾坤十年”(1745),成珠楼现已不存,往昔曾一度是怡和行富商伍紫垣的产业。后来家道中落,将其顶手转让。

目前在广州仍然营业的最古老茶楼,当属龙津东路的荣华楼,创业于光绪二年,其次是光绪六年的陶陶居,至今仍有康有为手书牌匾作为镇店之宝,第三家是光绪十五年的莲香楼。

广州人饮茶的场所,经历了茶寮、二厘馆、茶居、茶楼的变化,从茶寮到茶楼是一个逐步交错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某个时期内,前者慢慢衰退,后者逐步取而代之。在吹牛的笔下,穿越众直接跳过了这些发展进程,将茶楼业演进到旧时空廿世纪三十年代的风貌。

茶寮是一般劳苦大众的饮茶和休息的场所,环境设施非常简陋,甚至还是一种兼营的性质。清人徐珂《清裨类钞》中有所描述:“粤人有于杂物肆中兼售茶者,不设座,过客立而饮之。”清人金武祥《栗香随笔》也提到广州的初级茶寮:“广州北门外多坟,弥望皆是,市廛尽处有快阁,为行人茶憩之所。”

其中茶寮名气最大的是宝汉茶寮,其所在就是现在童心路黑人聚居的宝汉直街,宝汉茶寮开设在小北门外下塘村之入口处,时间相当久远。清同治末年,村民李月樵在村外掘得南汉墓碑,当时宛平杨海琴观察游粤,因而以“宝汉”题名。另一说,咸丰年间,出土一块南汉廿四娘墓碑,为乡人李承宗获得,李开一茶寮,把碑嵌在寮内,以供人客观赏。该店乃葵棚板墙模式,具乡村风味,平日生意清淡,只是吸引一些过往游客。每届清明节或重九登高,则座上客常满。以鸡三味较出名。它以豢养肥鸡供客选择,任客提出或蒸或炒或汤。其他菜式如红烧鱼头、郊外油菜、山根豆腐、河粉等,颇为城市中人赏识。

这种简易的路边茶寮被称为“一厘馆”,盛行于咸、同年间。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店家为改变经营,提高知名度,适应社会的需要,便设立了广州最初的专业茶馆即“二厘馆”。

此时,茶楼业算是饮食业的一个重要分支,清光绪元年以前,广东食肆以“花酌馆”为主体,食住嫖赌集一。光绪年间划分“行头”,有“花酌行”、“花艇行”、“京师行”、“姑苏行”、“晏店”、“二厘馆”之分。“花艇行”似“花酌行”,但供应的食品称谓“紫洞艇菜”,以水产品为原料而有别于以禽畜为原料的“花酌行”;“京师行”、“姑苏行”是专营京城或苏杭地方风味食馆;“晏店”则经营腊味饭、烧卤小碟、甜品的食馆;这里顺带说一句,广州的扬州炒饭,正是当年的粤菜厨子向姑苏行,或称淮扬菜馆厨师吸收学习的结果。

“二厘馆”是茶肆,因其茶资只收二厘钱,故名。当时每毫钱等于七十二厘,这样的消费属于非常低档。民谣曰:“去二厘馆饮餐茶,茶银二厘不多花。糕饼样样都抵食,最能抵肚不花假。”意思是说,只花二厘茶钱就能有茶水拌糕点,还能吃饱肚子,相当划算。

传统的“二厘馆”最显著的特色有两个,其一是依赖于之相应的环境,像街坊、鱼栏、果栏、码头等,主要是方便劳苦大众。食物多选一些能“顶肚”的,“二厘馆”发展到后期,茶点多是些大松糕、盅头饭,就是糯米鸡也是半斤饭一只,一切以能果腹为前提;“二厘馆”多在街边巷口开档,上用树皮做顶,中用竹木搭建,下摆几张木台木凳,旁边生个炉子,炉上放一煲白粥、一锅油老板兼伙计就站着搓捏面粉,或将面切成面条,下到油锅做成“油炸鬼”(油条),同时,还卖些芋头糕、松糕、钵仔糕之类。茶价二厘。由于“一盅两件”对填饱肚子干粗活的劳苦大众来说颇是实惠,自然“二厘馆”就成为肩挑负贩者歇脚的地方,也是街坊群众聊天叙话的好去处。

“二厘馆”最著名的,就是“一盅两件”。所谓“一盅”,指的就是以石湾产的大耳粗嘴绿釉鹌鹑壶,配一个瓦茶盅,壶多放些粗枝大叶,茶味涩而没有香气,仅冲洗肠胃而已;而所谓“两件”,则是多供应以粗糙的大件松糕、芋头糕、芽菜粉、大包等货廉价美的茶点,以摆台形式,由客人自选取食,不用点叫,食毕结账。据家严叙述,“二厘馆”一直到廿世纪五六十年代解放后还有很多,盖因适应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消费特点。

后来,对有身份的人士,上层士绅,有地位的商人和自由职业者而言,光顾“二厘馆”有失体面,有失茶道之雅,他们不愿意去,他们需要有能确定自己身份地位,能互相交流的休闲场所,就这样,“茶居”就应运而生,时间约是在清光绪年间。茶居之“居”,有“隐藏”起来的意思,目的是招来有闲阶层,为他们提供消磨时间的好去处。茶居与“二厘馆”的服务对象不同,茶居所追求的雅静,与只花的茶楼较为相似。陶陶居、天然居、陆羽居、慧如楼等高档的茶楼,这茶楼因多有一个“居”字,所以广州又把茶楼叫做“茶居”。


前面说了那么多形式,其实整个饮食业可分为:

<一>酒楼业,业务以筵席、饭市为主。门面以设立低柜(烧烤卤味柜)为标志,营业主要是包办筵席,午晚饭市,随意小酌。

<二>茶楼饼饵业,主营早、午、夜茶市,供应点心、粉面、龙凤礼饼、月饼。门面以设立饼食饰柜为标志,营业多是名茶美点,龙凤礼饼。吹牛者笔下的茶楼,有月饼招牌显然是经过了一番考证的。

<三>粉面茶点业,主营早、午、夜茶市,供应糕点油器、炒粉炒面。门面以设立炒粉炉为标志,营业以糕品油器,炒粉炒面为主。这里的“油器”所指的是以油条,咸煎饼,牛脷酥等为代表的油炸食品。


前清光绪年间酒、茶楼两业,经营作风较踏实,资金较充裕,费用较低廉,因此著名老号不少,而粉面茶点业则多是小本营生,多数利用平房,独资经营(间或三、二人合资),因陋就简。东主自己参加主要劳动,食品价廉而裹腹,所以业务较为稳定,店号也多。由于利薄而辛苦,一旦积累较多,便转而经营茶楼。时至今日,旧时空广州茶楼业已经和酒楼业高度融合,大多数茶楼兼营酒楼业务,但有并不是所有酒楼都有茶市。

辛亥革命后,穗、港茶楼已不是单纯供人们消费的场所,而且成为各行各业买卖“斟盘”、互通讯息的地方。一般茶楼的楼下是卖饼食的,楼上才是雅座。过去,越是高层,茶价越高,所以广州人流传着这样的俗谚“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痞”(地档茶居)。咸同之时,广州茶楼不称楼,而称茶居,例如第二甫的第珍居、第三甫的永安居,第五甫的五柳居等,均是砖木结构,规模不大的茶楼,所以广州人至今仍在口头上称茶楼为茶居。光绪中叶以后茶居已陆续发展为茶楼。民国以后很少见有茶居招牌了,除个别如陶陶居则是由于有康南海手书招牌,舍不得改名。

茶楼的建筑物,早期一般只有三层,因为当时没有电梯,不能过高。铺面部份,当街第一层要高,使人们视觉有宏大宽敞之感,同时也方便悬挂宣传招牌,如每年中秋季节,每家茶楼都设有一块精工特制的月饼招牌,对于这块牌子,吹牛没有描写过多的细节。

这块牌子木制,雕刻全套古典人物、花鸟龙凤,贴上真金,高度两米半左右,宽度亦达一米半,簪花挂,如铺面没有六、七米高的空间,是不能挂上这块庞然大物的。后座用作制饼工场和仓库,楼层在四米以下便可。二、三楼则是客座,考虑到人多、烟雾多、话音噪杂,楼层一般均达五米以上,并尽可能广开窗户,使空气流通。

茶楼的产品是即制即销的,而且还要保持“镬气”、温度,所以茶楼厨房的建筑也很特殊,一般建在二楼与三楼之间,使食品方便二、三楼的供应。此外茶楼的下水道要比一般的深阔数倍,不少还备有隔油池,每距六、七米或转弯地方必设沙井,以便清理。

茶楼的装饰设计,以中国古代的装饰为多,间隔多采用满洲窗,彩色玻璃图案或人物山水图,有的写上唐诗宋词或治家格言,有的画上廿四孝、桃园结义等图像。

不论是方杉木楼或水泥钢筋结构,均不设天花板,而对格头上的横眉花檐,则十分讲究,用全木雕通花,饰以山水人物、动、植、飞、潜图案,精细的多贴以真金。由于茶楼规模不一,店主要求各异,刻工亦各有精粗,一些较精致的雕饰,确是上好的工艺品(合营后,已为新开的大型酒家所罗致,作为古色古香的陈列装饰品)。

楼梯的建筑设计装饰十分讲究,级距要适中,扶手多用坤甸木车制或用全铜,级沿镶扁铜条。每天均由杂工打磨,不亚于洋人兵舰上水手每日打磨柚木甲板。墙壁、柱子、梯台的显眼地方,多悬挂诗画。茶楼购置家私用具是以耐用为主,因此台、椅结构要坚固,用具也多用铜质,以减少“低值易耗”的损失。例如现存的老茶楼仍使用云石台、花旗椅(圆形整块木座,脚和靠背均圆而向外略弯)均属百年前的产品。

茶楼对茶叶的质量非常重视,买货手要有鉴别茶种的知识,这功夫很不简单。不仅要懂得区分各种茶,而且还要懂得区分各种副品茶,包括青茶,茶骨,以及不发酵的半发酵的和发酵的各种品类繁多的茶。所以每家茶楼几乎都有一名“校”茶师傅(多是买货手、或仓管员兼),把同类型的不同产地或不同价格的高、中低档茶,混合达到具有色、香、味和耐“冲”(泡)等性能,既适应茶客要求,又降低了成本。

贮存茶叶也十分讲究,特别青茶要严防失味,所用盛茶器皿均用锡制品。一般茶楼柜架所陈列的、标上茶叶名称的大罐,是没有装进茶叶的,因它的贮量少,如果频繁取、存、罐子容易凹陷,所以这些罐子只是一种标志。

茶楼对普洱茶的贮存也是十分讲究的,因为这种茶越陈越好。据说存这种茶好过把钱存入银行,因为靓茶可以招徕茶客,因此,巧心、太如、莲香等老字号茶楼,存贮普洱之多,一般可供用六、七年。

开水也是茶楼的“命脉”。茶楼的开水是双重保沸的,除设有专用的开水炉外,每个厅均设一个座炉,座炉多烧煤球,炉面用厚铁板一块盖上(中有孔如炉口大),可放四个铜吊煲。“企堂”(服务员)在开水炉取水后,要再放在座炉上保温、加温。茶楼企堂各有不同的职务,分为茶炉与执盆、楼面杂工等工种。茶炉是企堂中主管开水的,执盆是主管桌上食品的,打杂(杂工)是清洁茶渣、擦铜吊煲等学徒式工作。

一家茶楼新开业,除了极少数的小工、推销员、柜尾杂工外,所有职工都是老板从本系内其他兄弟茶楼抽调的熟练工。每个工作岗位都没有冗员,而且在安排具体工作的时候是相当精密细致的。例如,茶楼的开市、收市时间,顾客比较少些,他们就在开市前把企堂安排到点心部去做辅助生产工作,这样点心部可以少用一些人。收款员开市无款可收,就兼当企堂,顾客渐多了,才回本岗位,最旺时间才全部出齐人力。又如将近收市,又分配部份人力送礼饼。至于柜尾杂工如有临时任务时,企堂工又要帮忙“打”纸袋、秤茶叶,很少有“停手”的闲时。

茶楼的生产部门,主要是点心和厨房两部份。点心分为大按、小按。

大按师傅主制的是饼食。主要设备是炕炉。主要品种是龙凤礼饼,即红绫酥、白绫酥、黄绫酥、冬茸酥(老婆饼)、西樵大饼、皮蛋酥、大小合桃酥、叉烧酥、福肉饼、杏仁饼、芝麻薄饼之类。上列这些品种,至今仍颇盛行,也是门市陈列及售卖的主要品种。除此之外,二十年代的茶楼还生产各式蜜饯糖果。它是桌上常设的食品,又是送礼“全盒”的佳品,品种有糖莲子、糖椰角、椰丝薄片、莲藕、桔饼、糖金橘、马蹄(荸荠)、糖黄皮、冬瓜条等,但到三十年代便逐渐停止生产了,这主要由于茶楼桌上摆设食品不合乎卫生要求,加上门市销售也逐渐为专业糖果商店所代替。

大按板每年还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制作招牌上的中秋月饼,二是制作年宵品。广式月饼规格有两种,一是足斤(司马秤四个一斤),二是加头(四个重一斤四两)。品种主要有:莲蓉、蛋黄莲蓉、鲜豆蓉、豆沙、五仁咸、五仁甜、腊肠、火腿、烧鸡等。本来月饼都是制成圆形的,所谓“饼圆似月,藕大如船”,但随着品种越来越多,不好识别,只好把部份制成方形或椭圆形了。

茶楼老板为了争取多做生意,了解一般人家节日要花一笔钱送礼,在经济上有一定的困难,于是想出了“月饼会”的办法,“月饼会”固定每月收一定的金额,顾客逐月交款,到翌年八月初一开始就可以领到一份固定数量的月饼,节日送礼者利其分月付款,价也比较便宜,因此参加者相当踊跃。

其次便是制年宵品。广州人过春节,必备年宵品,主要有年糕、煎堆、油角、冬果、小蛋散之类。年宵品除糕品外,几乎全是油炸的:年糕是糯米粉、糖蒸制;软油角,皮是糯米粉、馅料是莲蓉豆沙;煎堆则以炮谷(爆糯米花)为主,裹以芝麻面皮,分龙江煎堆(球形)、九江煎堆(饼形)两种。不过以上很多品种,家庭妇女多能开油锅自制,更由于广州习俗在过春节时,只有丧家才不开油锅,所以这些年宵品生意远逊八月中秋,唯有冬果一款,因其花样较多,很难自制,所以颇受欢迎。所谓冬果,是由小麻枣、三色片、五彩“木耳”、糖脆条、糖雪榄、“炮仗花”(形似)等组成。

小按主制的是茶市供应的食品,即点心部的产品,是茶楼的主要生产部门。清末至民初,主要产品是以包点为主,其次才是猪、牛、鱼、肉烧卖、干蒸之类。甜点主要是鸡蛋散、萨骑马、马蹄糕等。虾饺是蒸成鸡冠形或三角形的,造型没有现在的弯梳饺这般细致。这些都是中式点心。衡量小按师傅技术高低,主要是看制作质量,如叉烧包,要以雀笼型,馅有汁为佳;虾饺皮则以爽薄为好;蛋散、马仔则主要看上糖(浆)是否适度,质地是否松化。

二十年代之前,茶楼的包皮全用面种、枧水作发酵料,包皮松软而不粘牙,当时师傅制包皮要看天气,凭经验加减枧水,制馅调味也不用味粉。

茶楼的竞争,不但须在产品上求精、求新,还要吸取各地名家之长,如仿制姑苏、京、沪和西点的品种。不少师傅在自己原有的技术基础上,集中西式之特点,使点心得以不断改进。如十八甫陆羽居茶楼点心师郭兴推出星期美点,很受顾客欢迎。尤其省港出现点心四大天王(区标、李兴、余大苏、禢东凌)之后,茶楼的点心师,不得不急起直追,使原来几十个品种的点心,逐步发展到数百种。仅从“皮”类的改进和发展而言,二十年代的点心皮类主要有发面皮(包皮)、澄面皮、烧卖皮(蛋面)、水晶包皮、脆浆皮、糯粉皮、水饺皮等等。到三十年代,师傅们常用的点心“皮”类已有擘酥皮、水油酥皮、岭南酥皮、拿酥皮、雪布玲皮、西河皮、拉皮、卜乎皮、汤饺皮、班戟皮、蛋皮角皮、马铃薯皮、山药皮、虾堆皮、瑞士鸡角皮、荔芋皮、莲子蓉皮、甘露酥皮、猪油包皮、松酥皮、锚沙皮、士干皮、化皮堆皮等种,加上煎、炸、蒸、炕、焗、等烹调致熟方法,以及奶油、蛋白泡、“唧”花、造型,配上各种不同馅料,拼制出繁花似锦的点心。

三十年代开始的小按,每年还负担一个新任务,就是蒸制端午节的粽子。粽子在三十年代之前是粉面茶点业主要产品之一,但在三十年代初,陶陶居“首开纪录”,以“中天角黍”为号召,扩大宣传,后在端午节,送礼的富裕人家趋之若鹜,一时茶楼业全行效制,成为一年一度的热门生意。


广州茶楼业并不是单打独斗,广州的茶楼业组织有二:协福堂和广州市茶居工会

协福堂原来只是行业会馆性质,称协福堂公会。公会(在桨栏路)设正副理事长各一人,理事若干人,每三年选一次,连选得连任。它的作用在于代表东家利益,应付官府衙门的干预。更重要的是公会经常聚集各茶楼的“在事”(司理)交流市场信息,研究社会动向,预测地头未来旺淡,决定哪里可以投资等问题。但协福堂到底是个群众组织,不少人公余之暇总爱在此闲聊,据说“如”字号茶楼,也是在协福堂“闲聊”中“聊”出来的。

广州市茶居工会,即茶楼饼饵业职业工会始创于民国八年,地址在天成路,它在茶楼行业的发展中,有其促进作用,工会成立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全行的各工种、工资订下来,与资方同业公会协福堂商定执行。工会还维护职工人身安全。茶楼是公共场所,职工每天面对三教九流、官僚、盗匪、黑社会等诸色顾客。职工常受欺负,被他们饮霸王茶还殴打职工等等,因此茶居工会在全市各地段均设有“分部”,俗称为“馆”的机构,各馆均有武术教头,联合起来,一旦那家有事,就近的“馆”立即可以到现场排解。此外,工会采取措施维持失业工人。工会规定,会员失业可回各自参加的馆食宿,在业会员每月可休息(最少)三天,休息时可聘请失业工人前往“替工”,其工资按本人实际收入支付,最后工会还促进工人的技术交流,保证了企业各生产服务部门的出勤。茶楼的工作岗位,多是“一个人头一顶帽”的,有了“馆”以后,任何职工有事,随时可以从“馆”找人替工,而使企业不致缺员。就在替工这个环节中,作为流动在各家店号的“替工”工人,由于经常博“览”各店师傅,技术每每比固定工学艺更快,于是每为老板所罗致,这有利于促进企业的生产技术的发展。

茶居工人由于职业关系,面对各种身份顾客,不单要接待好,还要注意有些“客人”的不轨行为或有某种疾病的人(如麻疯),职工之间既要互相照应又不便公开明说,年长日久,积累了一套暗语。暗语并无规范,多数带有地方谐音色彩或歇后语之类,而且多是单词,在使用时还是要用日常用语补充的,现代的麦当劳,优衣库,宜家等也有一套代码系统,作用也是一致的,这套茶居暗语,有些已经融入到粤语俚语当中。


临高启明所在时代的广州府戏剧形式考

(一)

最迟明成化年间,广州府已存在本地酬神土戏,明清两代,在广东流行范围最广的,一是弋阳腔,一是昆腔,余外是梆子、徽调、汉调与其他品种概称的“乱弹”,广东人统称它们为“外江戏”。

因此,广东戏剧源自南戏,初期受昆曲影响至深,时至今日的粤剧,有些剧目或曲牌,和昆曲大致相同。如《六国封相》和昆剧《金印记》便是;《八仙贺寿》与昆曲《牧羊记》、《庆寿》,不但曲词相同,连工尺谱也无二致;《乌江自刎》与昆曲《十面埋伏》曲文如一。再如《六国封相》粤剧里,戏中的“大腔”,实是昆曲。主要是昆曲能迎合士大夫爱好。

故从成型年代来看,粤剧不可能早于昆曲,不过从明末清初,流行广东的戏剧除外江戏以外,也出现有“广腔”了,(实是“湖广腔”),它的特点是“一唱众和”与“蛮音杂陈”。“一唱众和”是从弋阳腔吸收过来的,弋阳腔由一人独唱,众人帮腔,用打击乐器伴奏(如今的潮剧仍有沿用)。“蛮音杂陈”是指操语上既普遍运用“舞台官话”,但又渗进一些广州土语。具体的说,早期的“湖广腔”,唱的是南曲、北曲、弋阳腔、昆山腔,这都不是广东的腔调一般广东人不易接受。戏里说白,又是用中原音韵、中州方言,广东人仍然不好懂。至明末清初,逐渐渗入些广州方言,广东观众稍能接受。

木鱼、龙舟、粤讴、南音等纯粹白话演唱的,统称为“粤调”的草根艺术形式也在差不多时间发展起来。

木鱼歌简称木鱼,属于弹词系统。流行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西江和南路一带。起源于明末,清代以后兴盛。早期木鱼歌都是随编随唱,后来才记录曲词,辗转传抄,或刻印传唱木鱼歌流行于晚明,到清代以后极为兴盛。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及罗天尺《五山志林》中都记载过当时演唱的盛况。

这类要重点提到的是龙舟和南音,龙舟可类比的对象类似于快板或者三句半之类的说唱艺术,珠江三角洲河涌纵横,人们都喜欢扒龙舟、赛龙舟,而且喜欢听龙舟歌,过去,一些被称为'龙舟佬'的卖唱艺人,手持木雕龙舟、胸前挂着小鼓和小锣,边唱边敲,沿门卖唱,唱龙舟最早始于清乾隆年间,一原籍顺德龙江乡的破落子弟首创了这种说唱体的龙舟歌。" 其表演形式为一人或二人自击小锣或小鼓作间歇伴奏吟唱,声腔短促。其脱胎于木鱼,但木鱼是足本大部头,龙舟囿于沿门卖唱,只能“摘锦”

龙舟歌是一种吟诵式的歌谣,是以顺德腔为正宗,演唱者非顺德人也必须先学顺德口音。它行腔朴素简练,用音低沉而稍带曲折,声腔短促,高昂跌宕,并带有诙谐意味。一般没有音乐伴奏,演唱时敲着小鼓和锣,即"一锣一鼓",老艺人通常一个人击打说唱所需的乐器,这是所谓的"一龙两锣三条棍","一龙"是指木雕小龙舟(现今为了演唱的方便和灵活,一般不持小龙舟),"三条棍"是指导支撑小龙舟的龙舟棍,竹管及敲鼓小棒。演唱时打的是一长三短鼓,五大一小点锣,总体要收放自如。

唱词则以七言韵文为基本句式,四句为一组,上句押韵自由,下句必须押韵,有相对固定的曲调,可以是8韵,也可变化成16韵,若不够最多可有36韵。最常用的韵为占、则、平、稳、悲、欢、喜、乐等,可加可退。打鼓和锣也有技巧:打的是一长三短鼓,五大一小锣;有单打、双打、短点、长点之分,收放自如。唱腔有虾吼、玉喉、猫喉、豆沙喉等。腔调简朴流畅,富浓郁乡土味,宜抒情叙事。

龙舟艺人自编唱词,虽然读书不多,但用心钻研,悟性颇高。表演时,一般都比较规范和正统,唱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唱词的过程当中,艺人则会根据当时当地的情景即兴创作一些似曲非曲、似调非调的说词

注意,龙舟艺人的生存空间是即使草根平民也有两个闲钱听龙舟,原因是乾隆年间是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较为繁荣兴旺的时期,清政府在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之后,为了巩固封建统一和安定社会,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形成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局面,从而刺激了各阶层对文化生活的强烈追求,人们已不满足于形式平淡单调的木鱼说唱,这为龙舟歌的面世提供了广泛的空间。

龙舟主要分三类,一种称“吉利龙舟”,在类似春节等大时大节,艺人为迎合人们美好的景愿,专拣顺耳、吉利的话来演唱。一种称“说唱龙舟”,龙舟艺人是把原来木鱼书的一些故事、通俗的民间故事、舞台上演戏的故事、社会生活或国家大事等等,编成龙舟唱段。这种说唱龙舟故事起初是在码头、渡船表演,随后为了配合来去匆匆的人们,说唱的内容都是简短的。后来,扩展到村头村尾、树下、农村地堂、城市的公园、茶楼或者是空地等等。由于人们常常在那些地方歇息、闲谈,所以艺人演唱的就多为中长篇故事。

继吉利龙舟与说唱龙舟后,粤剧、粤曲里的"戏棚龙舟"也在20世纪初出现,它跟民间艺人演唱的龙舟大有不同。由于辛亥革命前后,国内开展了戏曲改良活动,便加速了粤剧粤语化进程。于是,龙舟歌从此融进了粤剧、粤曲,在形式上也起了一些变化,演唱时既不用锣鼓,也不用其它乐器伴奏,只由演员清唱,人们把这时期的龙舟歌称为"戏棚龙舟",即舞台龙舟。

这种方式特别适合归化民,历史上康熙年间开始活动的天地会,陆续曾编写过几百首龙舟歌用来传唱,承载反清复明的信息,新中国成立之后,轻巧灵活的龙舟歌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流传。当时,人们用这种形式来宣传各个时期的党的方针政策,歌颂好人好事。一些乡村或工厂在开大会前还事先安排一两段龙舟歌,以增强会议的效果,许多宣传的骨干都学会了唱。另外,人们在田间劳动,当干累了歇脚的时候,也会唱段龙舟歌解解闷。即使没有木雕龙舟,没有锣鼓,也没相干,随手在地上拿个锄头、镰刀敲击配乐,唱词都是顺手拈来,大家都乐在其中。这时期的龙舟歌不论什么场合都可以唱,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比较方便灵活。各地的文化中心和文艺刊物等,都纷纷组织业余作者编写龙舟唱本,此时的龙舟歌呈现一片空前繁荣景象,作品层出不穷,曲目有《真相大白》、《接生员》、《军属模范刘大娘》、《英雄强登一江山》、《财礼夫妻》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20世纪50年代顺德粮食加工厂李世牛自编自演的《韩大哥捉特务》,此作品参加了全国民歌汇演,获优秀奖。

粤讴是广东珠三角地区曲艺说唱之一,与木鱼、龙舟、南音、板眼被称为粤调。粤讴起源于珠江一带的疍歌和咸水歌,本来是珠江花舫、妓院妓女唱咏的情歌,后为岸上瞽姬师娘等人的歌唱。关于粤讴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中山大学梁守中教授在《岭南文学史》一书中提到,粤讴最早是清嘉庆年间的冯询和招子庸,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发展而来。木鱼和龙舟都是大俗,而粤讴和南音算是较为雅致的部分。

清朝人招子庸在道光元年(1821年)辑《粤讴》一书,收录这类歌曲,于是这些歌亦被称为粤讴;粤越同音,所以又叫越讴。《南海县志》招子庸传记曰:“虽巴人下里之曲,亦饶有情韵”,又话词中“粤东方言别字亦得所改正,不若诘屈聱牙。一时平康北里,谱入声歌”。在招子庸之前,也有文人冯询创作粤讴,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作品出版刊印,后来出任官职后更把所有作品销毁,所以没有流传下来。可以推断,粤讴的形成大概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金文泰(1925年港督)担任新界土地登记官的时候,爱好粤讴,翻译了不少粤讴内容成英文,汇编成1904年出版的《岭南情歌》("Cantonese Love Songs"),是粤讴最早的英译本。这是由于粤讴大多数题材是你侬我侬的情歌的缘故。

南音是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一种以广州话表演的传统说唱音乐,始于清末。“南音”据说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人们从本地乡土味浓郁的龙舟和木鱼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南词和潮曲派生和演变而成的广东民间歌谣。

分类上包括“地水南音”,被视为南音的正宗。通常是瞎眼的瞽师唱的,旧时失明人多以算卦为业,“地水”本是卦名。因乡间一般的瞽师,都操占卜业,故把卦名作为对盲者的别称;“戏棚南音”,即融入到粤剧中的南音,在20世纪初粤剧由戏台官话逐渐改为广东话时,南音被作为一种板腔吸收进粤剧粤曲。粤曲艺人演唱南音时,唱腔亦和传统南音有所不同。这类南音被称为戏曲南音,它在辛亥革命前后粤剧形式改革后出现;“老举南音”,妓女在客人面前演唱的南音,已随着旧式妓女的式微而绝迹。

由于南音与木鱼、龙舟等粤调的用韵形式、平仄、结构都有共同的地方,有时会把粤调统称为南音。

南音在银幕上也曾数度出现,大家不妨回去看《胭脂扣》,里面就有《客途秋恨》的唱段;电影《一代宗师》里,张智霖饰演的角色演唱了一段《叹五更》;而最令人动容的是《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里面,没有露面的名家阮兆辉演唱的《惊回晓梦忆秋娟》,也是《客途秋恨》中的其中一节。


(二)

话题又扯回来粤剧这个主干上,本地班在清中叶不断发展,进入“红船时代”,那个时期,外江班盘踞了城市,排挤本地班往下层演出,特别是下乡为农民演出。

在当时,旅运上因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整个戏班走水路是最便捷的——“红船”。为适应低层观众喜爱,便千方百计寻求变革,以别于外江班。如外江班演的是“出头”(折子戏),本地班演的是“整本”(长剧);外江班整班仅10多人,不能演“整本”,而本地班一般有100多人,能演“整本”。加上演出服饰上,本地班比外江班大为讲究。

为数最多的广东观众爱好观看本地班演的“整本”,不爱看外江班演的“出头”,更因为本地班日益发展了“广腔”(如吸收了地方民谣的木鱼、南音之类),光绪中叶(1875-1908),外江班已难在广州立足,原有的外江艺人反而投靠粤班。

在粤剧之乡佛山镇有较为重要的粤剧遗址,佛山是昔年全国四大名镇之一,临高启明时代它的商业和手工业已经十分发达,还记得刘三的佛山之行招募了黄安德吗?这首先和它的水陆交通方便有关,是北方各省水路至广州必经之地。

明清时期,不少外地客商在佛山建有会馆,其中有山陕、浙江、楚南、楚北、江西、福建、潮梅的。另外行业会馆也有不少,都建有戏台供演戏之用。佛山祖庙至今还保留下一座叫“万福台”的石戏台,是建于清初顺治十五年(1658年)。据说所有外地戏班到佛山演出,首场必须在万福台,获得观众和同业认可后才可去其他戏台演出。

说到庙宇,佛山(请记住,当时它的城建规模远比不上省城)多得惊人,至清代时,建有祖庙、关帝庙、观音庙、华光庙、天后庙等大小庙宇100多座,有庙宇必有神诞,有神诞,乡人必自发组织演戏活动,已成习俗。由于常年有神诞,也是常年有演戏活动,故而招来不少戏班(多是本地班)来佛山停留。故明代中叶佛山已建有名曰“琼花宫”的戏人会馆。

后来佛山发现有“大明万历琼花水埗”的碑碣,有了万历年间戏班就存在的物证,并且那水埗是戏人自己设置供戏船或后来的“红船”湾泊的埗头。据清代道光十年《佛山街略》载:“琼花会馆俱泊戏船,每逢天贶,各班集众酬愿,或三四班会同演唱,或七、八班合演不等,极甚嚣闹。”

虽然“红船”是指十九世纪中后期到廿世纪初的粤剧戏班船,但依靠戏船下乡演出的形式,万历已有之,临高启明时代也一定有。

回顾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粤剧,那是一个四不像,土不拉几的怪胎,当时还被人称为 “广府戏”,还未称为“粤剧”,所唱声腔,可能是弋阳腔、昆腔、秦腔(梆子)等混合声腔,当中也夹杂些广州土话。

它即将迎来第一次改革,即摊手五来粤传艺。


(三)

摊手五,又称张五,据说是清雍正年间(1730年左右)北京的一位名伶,是少有的万能老倌,不独各种角色都能演,而且文武戏都唱做出色。他不满专制,言论反清,致被通缉,后逃亡来粤,匿居佛山。在佛山时,把他所懂的剧艺、武功,全部传授给当地的伶人,特别是传授了“江湖十八本”。

他又把粤剧的角色,分为十类,如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使粤剧班的行当更整齐,分工明确。他还把明代已建立的地方戏人组织的“琼花宫”,调整、扩建为“琼花会馆”。张五来粤传艺,粤剧在唱腔上不仅有昆、弋和秦腔(梆子),还增添了二黄和武功戏。并使粤剧渗入了徽班和汉剧的艺术精华,显得更为丰富。这是对刚形成的粤剧艺术开始了第一次大变革。

可见当时的粤剧是连行当也分得不太清楚的一个土戏种而已。

郭沫若写过这样的诗句:

昆弋皮黄各擅长,汇为粤桂及汉湘,

更集民间众歌曲,内容丰富声悠扬,

昔有名伶摊手五,佛山镇上立戏班,

至今革命留传统,少林武艺传红船。

一鸦之后,戏班有开始赴美演出者,最早记录是1852年,广东一个拥有123名成员,名叫“鸿福堂”(译音)的剧团远渡美国在旧金山演出《六国封相》,看戏观众主要是开掘金矿的粤籍华工。另外粤剧自1841年香港开埠后,它跟随下南洋的粤籍华工传播到南洋,比美国还早,故新加坡素有“粤剧第二故乡”之称。

光绪中叶时,有些中下层演员,看到海员入息较高,喜到大洋船担任厨工、企堂等工作。他们除在船上作业余演出娱客外,当船到美国三藩市或加拿大温哥华等埠,便利用停船补给三几天的机会,上岸作临时演出。有些赴美演出艺人,喜欢把自己艺名,冠以“金山”二字,自称“金山某”。

本地班在广东演出的戏,人们称它为“广腔”或“广府戏”都可以,但出了外国,西人便一律称之“Cantonese Opera”,合起来译是“粤剧”,说明粤剧取得英语定名的历史至少有100多年。

1854年,本地班艺人李文茂配合太平天国运动,协同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起义,并号召了不少艺人参加起义行列,反对清朝。李文茂向广西柳州进军中,称“平靖王”。他以粤剧艺人中的健儿作骨干,编成“三军”,以班中的小武、武生等组成“文虎军”;以二花面、六分等组成“猛虎军”;以五军虎及打武家组成“飞虎军”,自任三军主帅。翌年9月,李文茂队伍攻陷广西柳州,建立“大成国”。

这个嘛,窃以为按照行当组织部队,怎么看怎么不靠谱。反正李文茂没蹦跶几天就被万恶的清廷镇压了。

清廷镇压李文茂的队伍后,立即解散粤班,禁演粤剧,焚毁佛山琼花会馆,不少粤剧艺人被杀的杀,逃的逃,很多有关粤剧书籍,遭到焚毁,这是粤剧史上的第一次浩劫。

在清廷的屠刀下,幸存下来的粤剧艺人,迫于生活,有的加入外江班,有的“挂羊头,卖狗肉”,挂外江班名义演粤剧,有的化作药贩街头卖艺,有的便逃去外国,但一经清政府发现,就被干涉禁止。当时只有广东的下四府(高、雷、廉、琼),由于禁令贯彻不严,才有零星的本地班演出。

当时广州只有“外江班”和“白字戏”、“正字戏”,还有京剧。他们也有一间“外江梨园会馆”,设在现解放中路魁巷。当时粤剧艺人为生活计,有些改演“白字戏”、“正字戏”,在订演戏合同时,也只好写京剧名称,其实演粤剧。

粤剧1855年被禁,至1871年禁令才正式解除,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杰出的粤剧艺人邝新华,又名邝殿卿,团结发动众多艺人,通过合法斗争,后经清廷允许,才在光绪二年,建立粤剧艺人行会组织“八和会馆”,由邝新华任总会长。会馆成立后,在团结、演出、福利、培训等方面,做出不少成绩。八和会馆建立后,在逆境中发展壮大,它对粤剧事业所起的促进作用,至为深远,在粤剧史上称为“粤剧中兴”。正因为邝新华对粤剧作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深受戏行尊敬,在八和会馆内悬挂他的肖像,甚至为他立“长生牌”,以作永久纪念。

这八和会馆的八和代表粤剧戏班里面包括后台人员的所有行当。德和是武生、小武、行头,永和是小生,兆和是正旦、贴旦,新和是花旦,福和是网巾边、杂,慎和是叔父、老艺人(不能演戏转为行政人员的),普和是棚面、音乐(大革命后改为普福堂),合和是衣杂箱(即管理道具的,或因不能再当演员也入合和堂任衣箱,行内称“衣箱伯父”,杂箱则称“亚叔”,因杂箱要搬台搬凳)。

八和会馆供奉的神主也很有特色,八和会馆后面有一大天井,两廊后供有祖师位,有“华光先师”,两旁有两张大宫座椅,两边还有四根红棍。

和外江梨园会馆甚至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安奉唐明皇不一样的;而广州戏行安放华光先师是因光绪年间初期火烧寺院,(寺院在现教育路,南方戏院附近),当晚寺院有个前辈艺人叫“崩牙启”救了很多人,自己也以身殉;当时艺人下乡演出也是搭戏棚,也有被火烧去的。相传华光是火神,因而供奉华光为祖师。

华光像是当时南海县县大老爷捐献的。因八和会址是属南海县,会馆是两广总督批准建立,故南海县县官捐献神像。入伙时是用八座轿由德和堂八名打武家穿上戏服抬进去。后来成了惯例,由打武家成立“銮舆堂”,凡是华光诞出游,迎神赛会都由他们抬着出游一番。“銮舆堂”是属德和堂内少数人的私人组织。

粤剧八和会馆的华光祖师全衔是“喃呒阿弥华光游戏神道佛”,与其他专门的华光庙的神主称谓不同,其他神庙多称为“敕赐五显华光大帝”。此外还有田、窦二师和张骞师父。四条红棍是用来对违反行规的人罚在华光祖师面前打屁股用的。华光神位后面是议事亭,两廊则住有香公(即庙祝),是戏行子弟专事供奉神像之职,也属八和会馆组织之内。

会馆下属的吉庆公所是管理四乡来请戏买戏的。各戏班在吉庆公所挂出水牌(又称货单),如某某班有那些演员,有那些首本戏。凡订戏的都经过吉庆公所,订合同写合约订明某年某月某日演出,分别保证负责上演和不欠戏金。订金交到吉庆公所后要到演出后才能拆订。公所收2%佣金,由订戏一方和戏班各付1%。凡有某些村镇拖欠戏金未支清的,则在公所内挂牌写明,大家不再去演出,以示拒绝。吉庆公所主要作为一个中间人。这个行规八和会馆成立后也依照执行。

资方和演员订合同也要订约,其工钱2%交八和会馆作会费,保证资方不欠工钱,演员不得“花门”(逃跑或跳到别班演出)。因此,八和会费收入甚巨。而八和会馆对一些戏班、演员因外出演戏不能回来或因意外事故回不来的,八和会馆则负责出钱,打发这些人回广州,内行叫“游水”。当时小戏班是常有这些事情发生。此外,一些患病不能演出或其他事故回不来的,凡报给八和会馆,也都设法让其能返回广州,即使欠下款项,也能代为垫支。

会馆对演员的师徒关系规定要有三任世班(一任6年),即要有18年工龄的名演员才能收徒,因而很难得。但也有不够三任的。师徒立约订明成名之后要谢师6年;并有“若有山高水低,各安天命,任由打骂”等等。师约由师徒签字及徒弟的长辈(父、母或兄长)签字承认,还要打上手指模,加盖八和会馆大印。由会馆给学徒一封“利事”(红包)。虽然条件苛刻,但那时也有很多人学。

会馆规定大班演员最少63人,11至13个音乐员,九衣十杂,才能称大班。但也有56人称大班的。规定16个大红杠(箱)才能称大班。半班只有12个或8个。也有甲、乙、丙、丁的“四两装”,还有“过山班”,没有衣箱,只有一般用的戏服,用圆箩装去,也叫“圆箩班”。

大班有武生3名、小武4名、花旦9名、公脚1名、大花面1名、二花面1名、老生3名、正生1名、正旦1名(演老旦的)、小生3名、丑生3名、打武员6名、六分4名、拉扯4名、大甲4名、马旦4名、手下4名、堂旦4名(做堂差等)。这是最低要求,只能多,不能少。

大班演员数量要多,因过去演戏演得时间长,正本戏由下午1时许演到7时,休息一下又由8时许演至天光大白。廿世纪20年代的戏院仍有戏演至天光的,一般上灯火后名演员才出场,然后是“三出头”,深夜后才由一般演员主演。

演出第一晚或年初一晚,必须演《六国大封相》,正本必须演《玉皇登殿》(内行叫“开叉”)、《天姬送子》(生封相、死开叉,必须有那么多演员才能应付)。《封相》是有来历的。是取材昆剧“金印记”编了出来。一般是先演《碧天贺寿》,后演《六国封相》。后来演《封相》也作为一种检阅,表明该班人数和人材质量。

(四)

第二次和第三次改革发生在20世纪初,民国前的早期粤剧,可算是“不广不昆”与“不伦不类”,从民国初到廿世纪20年代,通过金山炳、朱次伯、千里驹、白驹荣等名伶努力,把原来袭用“戏棚官话”唱腔,改用广州话的“平喉”(真嗓)唱,从而使音乐唱腔起了根本的变化,如普遍运用梆子、二黄板腔,大量吸收广东音乐小调等,使演出富有地方色彩,解决了“不广不昆”问题,这是粤剧史上的第二次大变革。这里顺便说一句,《六国大封相》是至今仍全本用“戏棚官话”演唱的粤剧。

清光绪末至宣统期间,由于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孙中山组织力量进行反清起义,广州与香港有大批文人追随响应,亦有粤剧艺人参与,那些文人懂得戏剧“高台教化”作用,便吸取了当时刚传入来的文明戏形式,兴起“改良粤剧”。——说到底还是学习了日本的演歌。

如1907年的“优天影”志士班,以话剧加唱形式演出改良粤剧。改良粤剧演出有两个特点,一是内容均是现代题材,有些甚富有革命性,如《温生才刺孚琦》(写华侨革命志士温生才在广州刺杀清官孚琦)、《与烟无缘》(反吸鸦片)等;二是唱白方面,尽量运用广州方言。这样改良的粤剧。给人耳目一新,十分吸引观众。

20年代末,通过名伶薛觉先的引进北剧,丰富粤剧和以后的薛、马(师曾)争雄,相互竞争,推动了粤剧不断革新,丰富多彩,这是粤剧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

我国戏剧一般多先在农村演出,逐渐发展到城市,粤剧也不例外。粤剧为了适应乡村与城市两个不同的演出范围,民国初年起的10年内,剧团已划分为“城市粤剧团”(省港大班)和“农村粤剧团”(含“过山班”与“八仙班”)两种。不过当时的剧团,不管是什么类型,都是有缺憾的。如演出没有固定剧本,演“题纲戏”时演员胡乱“爆肚”,演员化装简陋,尤其演出戏服,同在台上,有的穿古装,有的穿时装,直到薛觉先时期,才带来粤剧第三次大变革。

二、三十年代,薛觉先最先建立演出剧本制,最先引进京剧(北派)表演,最先引进京锣鼓,最先改进演员化妆,最先引进西洋乐器伴奏,最先革除剧场陋习。把十大行当改为“六柱制”后,薛觉先以粤剧传统表演为基础,把南、北、中、西艺术浑然一体,创出粤剧新的艺术形式,从单一走向多样化,形成在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薛派”,赢得了粤剧“万能泰斗”的美誉。

同时薛觉先等人也从将木鱼、南音等草根艺术吸收入粤剧当中。

至此,已经和我们能够看到的现代粤剧非常相近了。临高穿越众完全可以一步跨过这三四百年的发展。

另外提下:在过去的旧社会,艺人在封建社会被贱视列为下九流(优、娼、皂、卒、剃、酒、使、仵、娣),认为“成戏不成人”,不能上京考试,拜祖也无猪肉分,死后不入祭祠堂。

过去演员穿的蟒袍前面的龙只有四只爪,背后则有一方印,刻着“借衣丐食”四字,实际上是对艺人的一种侮辱。至使当时粤剧艺人都不用真名而用绰号。如武生称靓×、公爷×,花旦称俏丽×、鲜花×,小武也称靓,小生称风情×、太子×,杂(网巾边)则称鬼马×、豆皮×,大花面称高佬×,二花面称大牛×等等,均不用真名。

直至广州解放后,于1951年6月“八和会馆”移交给广州市总工会,成立“文艺工作者工会”。不再被视为下九流,被视为文艺工作者,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关于茶楼的一些点滴

纳妾胜地陶陶居

关于茶楼的一些点滴——纳妾胜地陶陶居

陶陶居是文艺界,特别是粤剧工作者的乐园。由于地近“八和会馆”(粤剧界会馆,在黄沙蓬莱路口),粤剧界人士又多聚居在距陶陶居较近的西关一带,他们组班、散班、日常聚会等来往活动多相约在陶陶居品茗、会晤,逐渐成为习惯。他们业务或工作的需要,每每开茶坐定后,就经常互相过枱“斟世界”,留连时间也较长,成为基本顾客。久之服务员与顾客之间,日渐熟悉,自由互相过枱,基本不用管理。结帐时,他们自觉地各自回座认帐。陶陶居得到了这班庞大的基本顾客,茶市越做越旺。而粤剧界则上至“猛班”的大老倌,下至“落乡班”的小字辈,都乐意在陶陶居约会行家、朋友。所以时人称陶陶居是“不挂招牌的八和会馆”、“伶人俱乐部”。

还有一种特殊顾客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腐朽制度的一种怪现象。陶陶居三楼的厅座(俗称卡位)布局是单列的,而且间格特高,原来设想是方便三五知己、文人雅士品茗谈心,不受邻座喧扰,这是司理人陈伯绮匠心独运的新招,却收到始料不及的效果。由于当时买卖婢女、纳妾之风仍然盛行,初次介绍见面称为“相睇”,干这种勾当,不管买卖双方都极不愿第三者窥看的,陶陶居意外地提供了这个场地。消息传开,不胫而走,个中人物,趋之若鹜,陶陶居三楼因之日日生意兴隆。据说,这些人光顾,营业额比一般高得多,因为这些“睇妾侍”、买婢女的人,要表现自己慷慨,乐于解囊充当“阔佬”,所以消费额自然较大。曾有一位售卖点心的老推销员对笔者说,连卖剩的点心到这里也可以销售一空。因为点心送到枱边,唠唠嗦嗦地较长时间站着,他们不耐烦,自然会叫你放下点心离开;万一遇到不高兴的,也绝对不会挨骂,因此时此地,总要装扮成“好相与”(宽宏大量和气)的样子呢。说到“睇妾侍”,令人气愤。旧社会有钱人重婚纳妾,穷苦妇女,成了商品。“睇妾侍”的人,不单要看面孔身材,还要听声,要妇女伸出手来看肉纹粗幼(细嫩),要伸出脚来看是否“二趾长过公(姆指)”。解放后彻底铲除了旧社会变相出卖妇女的这类丑恶行为,陶陶居从此也没有这类顾客了。



胡伯伯的最爱

关于茶楼的点滴——胡伯伯的最爱

(大同酒家还在)

胡志明与广州大同酒家

958年3月-4月,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来广州访问和休息,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我(指笔者关相生),有幸参加了接待。

胡志明主席衣着非常简朴,穿着越南的抗战草鞋,广州话讲得非常流利,对广州很熟悉,记忆力特别好,谈起往事,似昨日发生的一样。

此时,毛泽东主席正在广州主持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研究国家工业建设等问题,为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作准备,因此,在陶铸同志陪同下,毛主席接见了胡志明主席。

之后,在与接待人员闲谈中,胡主席问起长堤路的大同酒家,于是,我们就安排陶铸同志在大同酒家宴请他。席间宾主畅叙痛饮,显得格外亲切。

胡主席为何会问起长堤路的大同酒家呢?原来,早在1920年,胡志明就在巴黎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是法共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24年11月,胡志明自莫斯科来到广州,任孙中山革命政府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他来中国是因为肩负着共产国际交付的使命:了解中国及周围一些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并借中国同越南地缘相邻的条件,以中国为依托,推动越南反对殖民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当时的共产国际规定,党员被派到什么地方工作,一般就在当地参加党组织的生活。胡志明不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而且还担任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同中国共产党的这段特别历史关系,使胡志明对中国的感情尤为深厚,对广州的情况也极为熟悉,大同酒家就是他当年经常光顾的一个地方。


饮茶粤海未能忘——妙奇香与炒牛河爱好者毛润之

饮茶粤海未能忘——妙奇香与炒牛河爱好者毛润之(妙奇香于1998年结束营业,致美斋还在)

妙奇香背靠文德路和文明路,这两条街过去是专售古玩字画、古籍书刊的文化街,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又座落在中山四路的平山堂(即现省博物馆内),所以,二三十年代妙奇香的惠顾者以玉器商人、书法家、骚人墨客、教授为多,抗战后期亦常有一些法院的律师和打官司的人前来光顾。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因查找资料,常身穿蓝布长衫,脚穿圆头布鞋到文德路的“书坊铺”去看线装书。读完书后常顺路到妙奇香饭店饮茶、吃饭。据说毛泽东与柳亚子的第一次交往就在这里。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首《和柳亚子先生》的七律诗。其中“饮茶粤海未能忘”,就是追忆与柳亚子先生在妙奇香饭店品茗会晤的往事。

1941年11月,柳亚子《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诗中有:“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1949年3月28日,柳亚子应毛泽东邀请赴颐和园饭局,毛柳第三次会面,宴罢归来柳赋诗二首,柳作《感事呈毛主席一首》(“开天辟地君真健”),毛于4月29日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即“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一天,两位诗人雅兴大发,一早来到当年与美食著称的处在惠爱路妙奇香茶楼饮早茶,烧卖、虾饺点了一大堆,但是毛泽东对那碟香气四溢的炒牛河却情有独钟。连扒几小碗才慢慢叹起花茶来。柳亚子觉得奇怪,问:“你怎么特别喜欢吃这里的炒粉?”毛泽东说:“我也不知道,这里的炒粉酱香好像特别浓郁,牛肉也鲜嫩。”这时候,隔桌的一个穿着新派的中老人用不大标准的普通话说:“两位先生恐怕不知道,这妙奇香茶楼的炒粉、炒牛肉在这广州城特别有名,此外,这炒粉特别香的缘故,是因为这茶楼靠近致美斋酱园,这致美斋酱园的天顶抽也是远近闻名,经常供不应求!但妙奇香老板跟致美斋老板很熟,缘因致美斋老板每天都来喝早茶,对妙奇香的头抽供应是保证供货,即使门市没得卖也要满足这里炒粉用的天顶抽。所以这里的炒牛河特别香,也特别受欢迎,这位先生真是食家。”毛泽东被夸得得意起来,对柳亚子说:“看来我没选错,这致美斋的天顶抽炒粉真是香。”说完,干脆把整碟炒粉端起来,一口气吃个干净。

喝完茶,毛泽东还兴致勃勃的要拉柳亚子到致美斋看看,原来毛泽东的老家湖南湘潭就是一个出好酱油的地方,当年的龙牌、凤牌酱油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分别拿过国家金质奖和银质奖。毛泽东走出妙奇香,拉着柳亚子的衣袖,沿着那酱香散发的致美斋走去。


饮茶情侣鲁迅和许广平

对妙奇香的出品情有独钟的还有鲁迅和许广平。1927年,鲁迅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经常光顾妙奇香,许广平曾在日记中专记到此店制作的“豆鼓蒸土鲮鱼”,许广平在日记上还记下此事。除了妙奇香,他们的足迹还遍而了当时广州的茶楼饭店。

在广州生活不够一年的时间,广州的“茶”却带给了鲁迅极大的感触,并从此改变了他的饮茶方式,在其后的岁月里,他常携友在上海和北京的茶馆,一边饮茶一边聊天,最重要的是他在喝茶时必佐茶点,且饮且食。

在广州,鲁迅跟许广平确定了情侣关系。不难想象,他们因情意绵绵而对生活充满激情,因此他们在广州的日子过得可以用“潇洒”一词来形容,“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鲁迅的日记所及,就曾光临过广州二十余间茶楼餐馆,他到过的茶楼饭店有山泉、太平馆、陆园、妙奇香、别有春、北园、一景酒家、国民餐店、陶陶居、拱北楼、晋华斋、福来居、大观饭店等等。

鲁迅的生活方式是深夜写稿到天亮,中午起床,下午会友,因此他在广州所领略的饮茶习惯,其实大概算是下午茶和夜茶吧。对于广州的点心,鲁迅“样样都试试”,对广州饮食的总体评价是“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据友人的回忆,鲁迅常把刚收到的书报杂志带去茶楼,惯于一边喝茶闲谈,一边披阅书刊。后来他说:“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


1927年9月底,鲁迅离开广州赴上海。图为鲁迅离开广州前,与许广平、中大图书馆管理员蒋径三(右)合影,地点是我家附近的艳芳照相馆

1927年1月18日,下雨的午后,鲁迅乘船抵达广州。此前,在厦门大学任教的日子里,鲁迅除了憎恶学校里的派系之争,于伙食方面也十分不满而无奈,专门花钱雇了厨子,饭菜却粗劣不堪,难以下咽,厨子一换再换也无济于事。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北京前曾订下两年之约,鲁迅去福建,许广平回广东,各自奋斗两年之后再见面。然而约定很快就被打破,时间仅四个多月。个中原因一言难尽,而“吃”的诱惑,可能也在小小程度上起了助推作用。

鲁迅身居厦大的楼上时,常吃罐头混日子,许广平则在来信中不断介绍羊城的“吃”。她说,广州素以善食著称,吃的应有尽有,和你在厦大过的孤村生活不同,虽然能否合你口味也说不定,但想来你总可以对付的。这边正式酒宴很贵,一桌翅席,只几样菜,就要二十多元。不过寻常小吃就很便宜了,三个人在北园饮茶吃炒粉,又吃鸡,菜,共饱二顿,而所费不过三元余。你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偏好北方口味,而这里也有北方馆子……

鲁迅显然为之心动,表示“我还想吃一回蛇,尝一点龙虱”。许广平回复:“至于蛇,你到时在年底,不知道可还有?龙虱也已过时,只可买干的了。”

如果鲁迅是带着舌尖上的憧憬而来,那么他真的没有失望。乍到广州,有许广平当向导,自然少不了领略一下羊城风味,不几天,鲁迅就光顾了荟芳园、别有春、妙奇香等酒店,还有许广平之前点赞过的北园。

不下馆子的时候,同样饮食无忧,许广平在旁悉心照应,她总是想方设法弄些鲁迅爱吃的东西来,特别是土鲮鱼,这种略带土腥味的鱼鲜嫩无比,清蒸、油炸或炖汤皆宜。

鲁迅给朋友写信时如是说:这里很繁盛,饮食倒极便当,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

若假以闲暇,鲁迅说不定能在一年之内吃遍羊城,可是不久他就无法尽情享受美食了。此来广东本是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的,没想到校方又给他戴了两顶高帽——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成天陷入无聊的辩论和开会,以至于废寝忘食。鲁迅不禁向朋友诉苦:“我这一个多月,竟如活在旋涡中,忙乱不堪……”“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

鲁迅原本对中山大学抱有期望,但它和厦门大学一样亦非清净之地。广州“四一五”事变发生后,鲁迅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忿而辞去一切职务。

夏季来临,广州花果满市,物美价廉,这成了鲁迅和朋友之间通信时的话题。5月,“荔枝已上市,吃过两三回了,确比运到上海者好,以其新鲜也。”7月,“吃糯米糍(荔枝),龙牙蕉,此二种甚佳,上海无有……”8月,“荔枝已过,杨桃上市,此物初吃似不佳,惯则甚好,食后如用肥皂水洗口,极爽。秋时尚有,如来此,不可不食,特先为介绍。”

鲁迅对岭南佳果不吝赞美之词,满腔喜爱溢于言表。然而花果的鲜美终究无法粉饰太平,9月,鲁迅偕许广平奔赴上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

鲁迅定居沪上后,与岭南远隔千里,却依然和广东美食难以割舍。鲁迅爱吃点心,晚年念念不忘的就有顺德特产玫瑰白糖伦教糕。1931年3月1日,鲁迅在日记中记道:“赠内山夫人油浸曹白一合。”他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妇交往深厚,常互有馈赠。曹白是鳓鱼的俗称,油浸则是粤菜的常用手法之一,以嫩油将原料慢慢浸熟。鲁迅以油浸曹白作为礼物,想必自己对此也钟爱有加。

或许,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吃在广州的那些事仍会从鲁迅的脑海深处不时浮现。

广州府城的人文景观

考虑到临高的人文景观不咋地,可以以广州府城的人文景观为主。临高众的大世界什么的不说了。

(1)明羊城八景,五仙观、镇海楼、药洲春晓,其中有米芾所题碑记,等都包含进去了。三石:海珠石、海印石海印阁、浮丘石等

(2)双门底清海军楼铜壶滴漏,唯一的科技类景观

(3)光孝寺、六榕寺王勃碑记、苏轼题匾等,周敦颐濂溪书院等名人古迹。陆贾驻节处、杨孚井,谢灵运被贬徙广州市所住的康乐园(现中山大学校址)等。

(4)南海神庙,韩愈,苏轼,陈白沙等人题碑天后庙,市舶司,华节亭,怀远驿等和海上丝绸之路相关。

(5)一府两县学宫(孔庙)。王阳明、湛若水、陈白沙祠

(6)没收的敌产——主要是有名的私家园林,如东门外东皋别业、元运街洛墅、城内的南园,抗风轩、白云山下的云淙别墅

(7)我大宋忠臣祠,如合祀文陆张的三忠祠,崔与之、李昂英、张镇孙等大臣的单独建祠等。


近代警政小考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3月,广东根据清政府命令,设置广东全省巡警总局,广东的现代警察建立。警察最初称为巡兵,后称巡警;辛亥革命之后,才改称警察。

巡警总局的总办,是正三品官,而当时的广州,由南海县和番禺县分治,对于南、番两县官(正七品官),总办可以直接指挥。

新成立的广东省巡警总局下辖四个分局,这四个分局都在老城内,只负责老城的治安。

总办之下,设巡官、巡佐、巡尉、巡目、巡兵等五个级别。巡官、巡佐、巡尉等官员级别,以县丞、佐贰(八九品文官)或知县等级的官充任。巡官每月俸银为广东银毫50元。

巡兵则由巡防营勇丁(旗兵)中年轻体健的担当,月饷广东银毫8元。相比于在巡防营当勇丁每月广东银毫6.4元的收入,当警察的待遇是较高的。

1903年旧历三月初一,广东巡警总局正式开始派出巡兵站岗和巡逻。

最初出现在老城街道上的巡兵,居民都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因为巡兵的装束确有些怪异:

辫子盘在头顶,上戴一顶平顶草帽。夏季穿薯莨布衫裤,冬季则穿对子蓝布衫裤。脚穿的是草鞋,上打黑脚绑。皮腰带上,佩着五响手枪(又名“五虎将”),挂着木警棍和警笛(一名银鸡)。胸前,别着一枚鹅蛋形黄铜胸章,刻着“广东省城××分局××号”字样。

夜间,巡兵还要携带燃油射灯(又名打灯,其灯光能射一二丈远)。雨天,穿黑布油衣。

老城的四个分局成立后,之后扩展成立了新城(东山)、东南关、西关、河南各分局,并在省河(珠江)设立水巡队和马巡队。

水巡队最初由广东水师兼任,配备有少量轮船和舢板。当时的水警船是木质的,上面悬挂着大清龙旗,要五六人摇橹,也可张帆航行,虽以人力为主要动力,但艇身轻,比普通船只速度快,警员配快枪,船头装有“猪仔炮”。马巡队则携带马枪和长剑。水巡队和马巡队就是最初的武警。

但当时的警权,并不是畅通整个“省城”的。沙面是英、法租界,他们自设巡捕房,雇佣有印差、安南差、华差守望巡逻。中国的巡警,绝对不能入内执行任务。

广州归德门至西门、西门至大北门等满族人聚居的街道,则由广州将军、都统(满清官名)派员另组满军八旗巡警总局,不受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的管辖。

八旗巡警总局的警服与汉族的巡警总局有些不同,他们冬戴布帽,夏戴草帽,青布短衣,最大不同的是他们穿皮鞋。

小小的广州,就有三种警察机构,各自分立。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在全国改革官制,设立巡警道,广东巡警总局改组为广东巡警道署。


明代的珠江水质

应该没有元老要学太祖畅游白鹅潭吧?明代的珠江水质那叫一个酸爽!

1956年5月3日,毛泽东主席又一次来到广州。他是在我国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时到羊城进行调查研究的。这段时间,他先后视察了广东水产馆、广州造纸厂和广州通用机器厂。5月的广州,天气十分炎热,一向爱好游泳的毛泽东主席动了畅游珠江的念头。

早在1954年11月,毛泽东主席建国后第一次来到广州时,他就有畅游珠江的想法。当时,广东省委专门组织人员对珠江水情作过调查。负责此事的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根据调查得来的情况,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写了一张纸条:“毛主席,这河水很脏,洪水泛滥,可能有血吸虫,不宜游泳。”毛泽东主席看了纸条后,无奈地说:“好吧,不去就不去。”于是,他只好到越秀山体育场的游泳池游泳。

如今,毛主席再次提出要畅游珠江,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等不好再次阻拦,便作了精心而充分的准备。首先,选择白鹅潭为毛主席游泳的地方。白鹅潭位于芳村长堤外,至石围塘车站水域,汇聚北江、西江、巴江河水,江面宽阔,河水清澈,是游泳的好场所。另外,还从体育学院挑选出一批体魄健壮,政治上可靠的游泳尖子陪同毛主席游泳。

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及其随从人员乘船离小岛,向西溯江而上。毛主席换上泳装,坐在船头甲板的藤椅上,观赏珠江两岸景色。当船来到白鹅潭时,毛主席待船缓缓停下,走近舷索扶梯正要下水。在附近几艘鱼船上作业的渔民发现了毛主席,高兴地欢呼:“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随和地向渔民挥了挥手,便顺着扶梯下水,跃进珠江游泳。

毛主席在珠江水中畅游一个多小时,时而侧游,时而仰泳,显得兴致勃勃,逍遥自在。他和陪伴的工作人员、运动员一起逆流而上,沿着如意坊河面、大坦沙河,直抵海角红楼泳场,再转身经石围塘水域游回白鹅潭,然后在这里上船。船载着兴高采烈的人们,慢慢驶回小岛。这是毛主席第一次畅游珠江。


明代广州人口一百八十万以上

把广州列入人口两百万人左右的特大型城市,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意外。

从一些嘉靖时期来到中国的欧洲人描述来看,那时候的广州,城市还并不十分壮观,只是人口已经很多了。

如克鲁士的《中国志》里说:

“谈广州城之前,我要先告诫读者。在雄伟的城池中,广州不及中国的很多城,房屋更远比许多城镇低劣,尽管它的人口比很多城多。凡是见到它同时又曾在内地旅行见到别的许多城的人,都如此说。”[1]

“有不少内部相当好的房子,但楼房极少,多半是平房”[2]。这点上看似乎还不如边远的甘州。

尽管城市外表不怎么样,但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按克鲁士的说法,内部的装修足以让他流口水了。而且他特意点明是老百姓,可见足以代表当时一般广州市民的水平:

“老百姓房屋一般外表都不好看,但屋内却令人惊羡。因为屋内通常白如奶,像光滑的纸张,铺有方石板,沿一拃左右的地面涂成朱红色或几乎黑色。楝木光滑而平整,构制精美,安置适当。好像擦亮的,或者涂上色,要么白色,有.的白色美观悦目,像锦缎闪光,差不多像金色,光亮到似乎应在上色时给它褪点色。确实,我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好的楝木。

“门口房间的后面有一个院,内有小树、亭子供休息`之用,还有一股小清泉。再往后,在妇女退入的房门前,是一条有顶盖的过道,面朝院子敞开,那里摆着精致的大柜,作为房子的间壁。他们在里头放有木头或泥土制的神像或偶像,这些神像的形态多少有些怪。”[3]

有趣的是,根据克鲁士的说法,虽然广州城并不雄伟,但它的郊区倒似颇为发达,同城市几无区别:

“郊区很大,人户众多,乃致有的葡人认为它的幅员可跟里斯本的相比,但我和另一些人觉得它要小些,尽管它比城内要大,房屋要多。它人烟稠密,人多到简直难以进入河岸上的城门。进出的人群通常都吆喝吵嚷着叫让道给挑东西的人。”

“郊区一排排的房屋跟城内的相似,街道也和城内一祥修得好并且是直的,大部分铺设整齐,有的很宽大,也有牌楼,但不多。城内城外有的街道都同样在沿房的一侧或另一侧植树遮荫。郊区的街道在尽头处都有门,派有专人看守,他的职责是每晚锁门,玩忽职守要严惩,每条街都有一名警察和一所牢房。警察的责任要么是交出晚上在街上为非作歹的坏人,要么是替他作赔偿。因此每晚街上都有守卫;相邻的人则划分为区,每晚组成六个区,也就是值夜。为表示他们的警觉,条条街上响一面鼓,通宵点亮一个灯笼。” [4]

从这个对郊区的叙述来看,无论人口稠密程度还是管理方式,其实就是市区,只不过放在城墙外面而已。不过他这里提到的“郊区的街道在尽头处都有门”有些令人费解,也许是把城区误写成郊区了。

无论如何嘉靖时期的广州,尽管城市建筑还不算雄伟富丽,但人口已经高度密集则是毫无疑问的了。

这点也能从叶权(1522-1578)的《游岭南记》得到佐证,按他的说法,广州人家无论大小都从事商业活动,而且价格公道:“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利息成市矣,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阗,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5]

阊门是苏州最繁华的地带,清河坊是杭州最繁华的地带,把广州与这两个地方相比,则其商业繁荣,人口众多可想而知。

所谓“兼有夷市,货物堆积”是指广州的海外贸易,到了万历崇祯时期就更趋于发达了,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这点曾德昭的《大中国志》里有详细描绘:

“葡萄牙人每年两次带着货物来到那座也叫广东(Cantone)的城市(尽管它原名是广州府)。……它方圆足有15英里,客商云集,因此它的人口比许多其他城市多。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人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100匹真丝,如天鹅绒花缎(Velvet damask)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halfe-damasks )、彩色单层线缎,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有7皮切(Pichi)麝香,重量超过35亚洛瓦(Arrova) ,每亚洛瓦重25磅,每6盎司合1磅。此外有小珍珠、糖、瓷盘、中国木、大黄,以及各种奇特的镀金器皿,还有其他不太重要的东西,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6]

到了清初,一些人回忆中的没有被满清蹂躏过的明代广州,不仅是人口众多,其雄伟富丽足以和17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第一城南京相提并论了。

梁佩兰(1629-1705)在康熙三十年写的《金花庙前新筑地基碑记》中说:

“五岭以南,广州为一都会。三江汇其前,巨海环其外。山川清淑,气象开豁,天下省会,语雄壮者,金陵而外,无所复让。

“仆生长于斯,成童时犹及见吾郡声名文物之盛。绅士士大夫尚风节而谈道义,三公六卿、大儒名将,师师济济,出则桢干王家,处则仪型乡国。虽时际衰晚,而其人犹有先正遗风。至于郊园远近,园林梵宇,绮绣相错。时节嬉游,珠江桃坞。白云越秀之间,笙歌珠翠,毂击肩摩。极盛而衰,固其理也,四十年来,尚可仿佛承平之旧者,珠江南北独金华古庙存焉耳”[7]

写文章的时候,是康熙三十年,所谓四十年来,自然指从顺治到康熙的这满清统治的四十多年的时间。梁佩兰虽然身为清廷爪牙,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小时候看见的明朝广州的繁华景象“笙歌珠翠,毂击肩摩”。而到了所谓康熙“盛世”(实为康熙衰世),广州的繁华被扫荡一空,居然只剩下一座古庙残留半点明代旧日繁华之遗迹。

明朝遗民屈大均(1630-1696)的记录也可一观:

“广州有花渡头,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从此上舟,故名花渡头。花谓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盛平时,花多而价贱,十钱可得素馨升许,家有十余口簪戴皆足。今也人尽髡而彡,花无所著,亦渐以稀少矣。诸花户皆贫,芜其花田而弗种,即种亦不蕃滋,盖时为之也。”[8]

所谓盛平时,就是指明代崇祯时期,,那时候广州人不分男女,人人戴花。这也是生活富足之余,人民求美之心自然兴起。而到了满清时期,人都剃头“尽髡而彡”,人民如猪狗一般生活着,花当然也卖不出去了,花田只能荒芜。

另外这一则记录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鳞次而家,其地名西角楼。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晏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有为《濠畔行》者曰:“花舫朝昏争一门,朝争花出暮花入。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龙舟凤舸飞相及。素馨银串手中灯,孔雀金铺头上笠。风吹一任翠裙开,雨至不愁油壁湿。”是地中濠畔街,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今皆不可问矣。噫嘻!”[9]

所谓壕水就是广州的护城河,因为广州城北面是山,所以只环绕东西南三个方向。所谓“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则应该是在城墙外和护城河之间的地方,形成一个繁华的娱乐场所。而“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则是护城河外的一大片地方都形成了极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但这个壕水可能是旧城的护城河,则这一带应该是旧城之外,新城之内的地区了。

万历晚期到崇祯时期的广州城之辉煌富丽,必然远远超过了嘉靖时期欧洲人看到的情形了。光从屈大均描绘的“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可以想见,其富丽壮观,甚至有凌驾于同时期南京秦淮之上的态势。

只是到了满清统治下的康熙衰世里,这一切都化为了乌有,所以屈大均才慨叹“今皆不可问矣。噫嘻!”。

以上可以给我们明代广州人口繁盛程度一个大概印象,那具体的城市人口数量究竟有多少呢?

从上面引用的史料也可以看出,从嘉靖时期,广州城市人口已经溢出了城外,到了崇祯时期,似乎最繁华富丽,人口最密集的商业区、娱乐区都已经是在新城内了,则人口密度当已接近饱和。

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依旧可以看一下城墙内的人口数量可能达到多少,再对城墙外做一个估计,则对广州城明末居民数量,也可以有一个大体的概念。

明代一共修建了两次广州城墙,第一次是在洪武十三年修建,被称为“旧城”,第二次是在嘉靖四十二年修建,被称为新城。

这两次的修建,在《广州城坊志》一书中都有记录。

第一次的情况是“广州府城后依粤秀,前临珠江。旧有三城,明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以旧城低隘,请连三城为一,辟东北山麓以广之,即今内城是也,谓之旧城。周二十一里三十二步,高二丈八尺,上广二丈。(阮元《广州通志》)”[10]

一里相当于530米,则旧城的城墙周长为11.13公里,另外《广州城坊志》引用《南海县志》里的记载,用丈为单位的城墙周长是“城周三千七百九十六丈”[11],按照一丈等于3.3米来计算,则周长为12.53公里、

古代计量单位换算不一,难以准确,所以也只能取其大概了,折中一下,就算旧城的周长是12公里吧。

第二次修造新城的情况是:“外城创筑于明嘉靖四十二年,总督吴桂芳[12]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东南角楼,以固防御,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高二丈八,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为门八”[13]

这段话有些令人费解,如果说新城的周长是3786丈,那这个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又代表什么呢?

光看文字描述,是无论如何不能有清晰的概念。

所以只能设法去查图,在《广州历史地图精粹》一书里就有广州城墙的图形,其中的《广州府舆图》,旧城新城的外形还是比较清楚的。[14]

广州旧城的形状就象一个太阳穴凹陷,腮帮子肥大圆润向两边突起的一个人脸,东西两边的瓮城就如同两个耳朵一样。也可以说是一个梨的形状,只不过顶部比起梨带柄那段略微平坦饱满一些。

而新城就如西方人用餐时在脖子上挂的一块餐巾状的东西,挂在旧城下面。新城只有三条边,顶上的一条边是旧城南面的城墙。

《广州城坊志》中说的“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似乎应该理解为是新城三条边的长度再加上北边旧城被圈进去的长度,如若仅仅是三条边就三千丈多,那新城就比旧城大得多了,从图上看是不太可能的。

至于“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则应当是南面城墙的长度,假设新城北边旧城墙是一千丈,则东西两侧城墙,应该是各长831丈。

也即上下两边长都在3.3公里左右,而左右两边在2.8公里左右

由于形状并不能精确给定,以上数值也仅仅是近似估计,新城的面积也只能用最粗略的方法来估计,大概在9平方公里以上。

那旧城的面积呢?也只能近似看成是一个正方形来算,算作是9平方公里好了(其实从图上看,旧城应该新城大一点,但由于条件限制,只能如此估算了。)

则整个广州城墙内的面积应当在18平方公里左右,比苏州城墙区域还大4平方公里。那这个估算是否准确呢?

前面引用曾德昭对广州的描述里提到“它方圆足有15英里”,如果把这里的方圆15英里理解成是半径15英里的一个区域,那就太大了,面积达到近两千平方公里,超出想象,显然是不可能的。合理的解释是当为翻译错误,或许指面积为15平方英里,就这面积也远远超过了18平方公里了。

因此明代晚期广州新旧城合计的面积在18平方公里以上,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估计。

如果广州城墙内的人口密度和上海相同的话,那仅仅城墙内的人口就可以达到218万之多。我们前面说过上海城内即便全部都是一层楼的平房,其人口密度也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人均居住面积也比78年城市人均4平米高出百分之五十。

所以即便到了万历崇祯,广州繁华鼎盛时期,城内依旧全都是平房的话,人口达到两百万也是完全可能的。

但为了保守起见,我们还是假设广州的人口密度仅仅是上海城内的百分之六十,那人口也有130.8万之多。再考虑广州城市人口还应该有部分溢出到新城之外,则整个广州城人口当在180万以上了。完全可以和北京之类特大型城市相提并论了。

作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明代后期的广州富丽程度,人口繁盛程度能与其他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娱乐中心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北京等相提并论,成为五个特大型超级城市之一,是一点都不奇怪。

[1]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65页

[2] 同上第70页

[3] 同上第69页

[4] 同上,第70页

[5] 关振东《羊城风华录,历代中外名人笔下的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46页

[6] 曾德昭《大中国志》第10-11页

[7] 《羊城风华录》第56页

[8]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七,素馨

[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七,濠畔朱楼

[10]黄佛颐, 仇江, 郑力民, 迟以武《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5到36页

[11] 同上,第36页

[12] 顺便说一下,这个吴桂芳似乎有修城癖好,嘉靖年间,扬州新城也是他牵头主持修的。查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有扬州知府吴桂芳的记录,嘉靖四十三年有提督两广吴桂芳的记录,但嘉靖四十二年其职务还是抚治郧阳都御史吴桂芳,则此处“创筑于明嘉靖四十二年”或是指前任官员开始修筑,到吴桂芳手里修完,

[13] 同上,第438页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广州市档案馆(局)《广州历史地图精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同人续八

当晚,一行人住在纪纲街按察使衙门改成的临时招待所,只听得南面海皮处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所有人都惊疑不定,有些谨慎的,早已抄起配发元老的半自动手枪准备战斗。

次日清晨,据广州市警察局送来的通告,镇海门外海皮有重大命案发生,因此自五羊门起到竹栏门止一带都被封锁了,镇海门海皮对开的海珠岛上架起了打字机和十二磅炮,江面上小艇来回巡逻,疍家艇没一条能够试图离开。陆上拉起了带有“警察”和“严禁越线”的封锁线。

来往河南河北之间的横水渡暂停营业,那些从河南地和花地一清早赶过来,想在五羊驿前卖素馨花的花农被治安军赶得鸡飞狗跳。

所以一行人只好改为重点考察学校选址,芳草地经验要移植到广府,还要大搞特搞,这是上面的既定政策,作为贯通型大型学校,根据目前黄册上的人口数推断,初步需要六家芳草地国民学校翻版才够用。

临高只是辐射海南,而广府作为南中国最大城市,要考虑配套的人口决不能以现时广府的人口数来决定学位数和学校数,教育委员会的建议是以南海番禺两县各三,每县城内二,城外一。另准备为更高级的学府进行选址。

所以一大早,黎卓贤和洪黄楠就从太平门出了城,直往西场去了,西场这个地名在宋代已经有,传说陆贾出使南越国时曾驻节于此,黎卓贤还记得在旧时空广州发电厂里面还有一块“开越陆大夫驻节故址”的石碑,这块石碑和广州迎宾馆里面的任嚣墓碑一样,都是民国时代在经不起推敲的故纸堆里考证出来的人造古迹,不过后世还是有一大堆傻逼处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捧臭脚而已。

这个时代的西关平原还是水网纵横交错,但近城部分开发程度已经颇高;其次是河南地靠近珠江的部分,约莫是南华中路、同福中路,漱珠涌一带,这部分在清代中后期得益于十三行行商大手买入地皮也得到开发;而城东一直就只得东濠涌到东川路之间的部分较为繁华,再往东的部分,则是到了20世纪才由华侨投资开发的。

这时候按旧时空地理位置已经过了人民路高架路,也就是广州的西濠护城河,就是西关,有可靠的考古证据证明最晚到隋朝,这里已经有居民聚落建坊而居,有十几个坊之多,旧时空残留的“扬仁”、“德星”等巷名和路名都是当年的坊名。

这个时代珠江岸线更往北一些,在旧时空的西堤二马路以南已经是珠江江面了,市区珠江江面缩窄速度是在明末之后,在广州的古街巷地名中,称为“某某沙”之类的,都是近晚才新出现的沙洲陆地,如太平沙等等,这些沙洲出现得如此近晚,以至于在1563年修筑新城的时候还是一片“海”,而在1650年后就已经成为人烟稠密的可耕作沙洲了,到20世纪,除二沙岛外,这些“沙”都已经和陆地相连。

而称之为“某某基”、“某某围”的,都是当年所筑,用以保护围沙成田成果的堤坝的名字。和旧时空清代官员上任必经天字码头、接官亭、大南门、承宣大街不同,这个时代西关平原是主要的航运区,达摩就是在西来初地登陆的。

而那些密布的水网不但作为航运通道而存在,而且不少和西濠、大观河相通,可以沿西濠一路上溯到越秀山附近的避风港。也可以沿柳波涌、荔枝湾涌等西关主干流到荔枝湾避风。

沿着上下九往西,很快就要经过华林寺了,上下九路实际上叫上九甫和下九甫,从最北面的第一津开始,一直到最南面,一共十八甫,甫其实是明代已有的民间自卫组织,换成现代概念,差不多就是居委或者社区,现在的华林寺还没有建那个自带马可波罗的五百罗汉堂,在旧时空它要到道光年间才建起来。

一路过来并见不到旧时空那种商业繁华的景象,这个时代还没有十三行和十三夷馆的出现,在旧时空这会儿,大概十三行行商会首伍秉鉴的远祖还在福建侯官当茶农,伍家怡和行前身元顺行的开设要到顺治年间了,也就是目前时间点的15到20年后,搞不好也许不会再在新时空出现了。

不过这个时代南面的怀远驿也不是埋没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的一条陋巷,而是拥有百多间大房子的超级院落,此时此刻,这个院落上空飘扬的不再是大明的“怀远驿”旗幡,而是一面硕大无比的元老院启明星旗,也许另一种商业模式会取而代之。

这个时代在下九甫和第十甫交界,约莫旧时空广州酒家以北还有一座洪圣庙,和同样主祀南海神的黄埔南海神庙,一个称为西庙一个称为东庙,虽然西庙没东庙那么多历史传承,名人遗墨,但托西关人烟稠密的福,西庙香火还是很盛的。

这时候的西关再往西就显得荒凉了,南汉时这里据说有好几个皇家园林,叫什么芳林苑、华林苑、昌华苑之类的。但北宋攻陷广州前,后主刘鋹一把火将它们都烧毁了。这处现存的华林苑其实是明人建的一个私人园林,名字还是沿用南汉的园林名字以示风雅而已。就如旧时空房地产商动不动就卢浮宫、白金汉宫、凡尔赛宫一样。

西关密布河涌的地形实在不适合骑马,那些窄到只有两米宽的石桥和木桥,肩舆也只能仅仅通过,在桥上左右摇晃,还不如自己走来得更安全,此时西关并没有什么西关大屋。全都是小型村落,在村外可以从这一头望到那一头,住上砖砌院落的,不是大户人家也至少是个小地主,大多数都是竹子抹黄泥墙,外面上门板的房子,黎卓贤记得穿越前在从化一带徒步时,不少村落还保留着类似的房子,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留下来的。而坚固的蚝壳墙房子是殷实人家才有的。

河涌之间的小径也好不到哪里去,黎卓贤和洪黄楠已经后悔为什么不从市政府调一条勤务艇过来,光凭两条腿从上下九一脚深一脚浅走到西场真是个馊主意,幸而在泮塘村的仁威庙附近居然有一间茶寮可以供人中午打尖歇脚。旧时空这里有荔湾湖公园和泮溪酒家,是不折不扣的市中心,但现在这里都是恩洲堡十八乡的各种莲花田,一望无际,还间杂种着马蹄、菱角、茨菇、茭白等,“泮塘五秀”的种植,据说从唐代已经开始。

茶寮的小二见列位客官都是澳洲髡人打扮,连忙招呼到茶寮中最为体面的一张桌子,在城内已经有旧时空廿世纪上半叶风格的三层广式茶居,那都是和澳洲人有关系的产业,但在城外依然存在着广式茶楼最原始的形式——茶寮,只有些粗糙的茶水和点心,兼卖些简单的饭食。

洪黄楠出于好奇点了几样现成糕点,包括店家所成称“大米糕”,和旧时空的伦教糕相当像,口感八九不离十,只是在洁白度上差很远,据小二说是用雷州出产的白砂糖才够白,但成本太高,客人买不起,现在拿出来的卖的成品糕,原料是用雷州的红糖,这才能在酉牌前全卖光。另一样马蹄糕就和旧时空的产品别无二致,只是不如旧时空产品晶莹剔透而已。

这种茶寮肉食不多,“走地鸡”之类的也不是天天供应,今天凑巧就没有,掌柜满脸歉意说不巧各位首长光临,小店没有准备,否则小店的“一鸡三吃”可是招牌菜啊,但厨子就用附近田里现摘的莲藕、马蹄、菱角、茨菇、茭白胡乱炒成一盘,这几样都是正当令的时蔬,是附近的特产,西禅寺和仁威庙里面上供都用的,材料新鲜自然鲜嫩异常,洪黄楠一下买了许多,给了现钱,让店家给大东门外大世界联勤部伙房送去,这下店家确是又惊又喜,总算是攀上了大贵人了。

抬眼望四周,不远处有一块石碑,题为“古之花坞”,据说这里是南汉刘氏的御花园之一,附近还有一个牌坊,上书“昌华故址”,也是和刘氏有些关系。两个人拍了不少照片留存作为田野考察的档案,揣摩着旧时空的对应位置应该是哪里,这项工作花了好一番功夫,旁边村野孩童看着这些个髡人大官拿个小方盒子东看看西看看很是好奇。

一行人用过午饭继续出发,在莲花田中的小道穿行真是一件苦事,一不小心就一脚泥,此时的小道连旧时空的机耕道都不如。不过到了下午总算到了西场了,包括西场乡、增埗乡一带的俗称西村的地区,是广州城外西北郊。地势比西关沉积平原高,原为丘陵小山岗地带。位于可连通珠江三角洲腹地和珠江口的增埗河畔,据说汉大夫陆贾就是在这里登陆驻节的。

从泥城,即旧时空的西场大街往东不远,就是源头乡,在旧时空,这里是广雅书院,也就是广雅中学的校址,旧时空它在这里已经经历了清、民国、共和国三朝,是张之洞在广州办洋务的成果之一。

张香帅当年勘察了七处候选校址,最后定为这里,学校成立于1888年,整个学校占地124亩,首期才两百个学生。在旧时空的共和国时代,广雅中学的教学质量和升学率可以列入广州最好重点中学的前五位;而在硬件方面,是荔湾、越秀两区一只手数得过来的,自带有标准足球场的中学之一。老城区的学校大多数都是见缝插针,即使是重点学校,有几个篮球场外加一个游泳池已经是很不错了。

跟随他们的测绘兵们开始展开全站仪作业,老洪拿出香烟分了黎卓贤一支,俩人坐在山坡上偷懒,猜测起昨晚发生的重大案件来,作为与案件无关的元老,其实对内情所知不多,还是等之后的元老内参才有定论,还不如省下力气聊点别的。

洪黄楠说到最近搞了个新产品,给张毓一家试做,这个绝对能够大卖,你也是老广你猜猜。

黎卓贤猜了半天猜不出来,洪黄楠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纸包,说老黎你看这是啥?黎卓贤一看:卧槽,这不是鸡仔饼吗?来到新时空这几年,早已不闻此味久矣,忙不迭地拿了一块尝了一下,和旧时空的一模一样。

鸡仔饼原称小凤饼,是创自乾隆十年的广州最老茶楼成珠楼所创,鸡仔饼何时始创,以往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和记载:一种是,相传在十九世纪,漱珠桥附近住着一个姓伍的豪绅,他习惯于午睡后要吃新鲜出炉的饼食。一天,他午睡醒来,照例又打发丫鬟到“成珠”买点心,恰巧那时中秋将届,饼店师傅正忙着制月饼,其他饼饵已卖完了。老板怕得罪这个豪绅,就同制月饼师傅商量,把制月饼的馅头馅尾同面粉捏成小团,匆匆烘成饼食应付。不料那个豪绅吃后,大为赞好,再派丫鬟去买。师傅们猛然悟到,那些混合月饼馅料本就是咸甜两味俱全,一经拌面粉烘制更脆化香甜,便继续如法炮制,得到许多顾客赞好。因这饼外形似鸡,故称为“鸡仔饼”。

另一说是,这姓伍豪绅家中的奴婢们平时只能吃到残羹剩饭,时常挨饿。有个婢女叫小凤,每逢宴客剩下来的菜吃不完时,便把它留下来加些梅菜压成饼块,交“成珠”的点心师傅烘干,以备充饥。一天,来了个外地客人要吃广东点心,碰巧点心师不在,小凤急中生智把储藏的干饼拿给主人请客。客人吃后竟连声称好,以后还来信赞此饼好吃。所以这种饼便取名“小凤饼”。

实际上成珠楼世代相传的说法是,创始人梁殿华原是一个小贩,到了中年才开始经营成珠楼的业务。由于饼的外形模样与小凤(鸡仔)相似,故名为“小凤饼”。

关于小凤饼原料配方,梁殿华也是从上手接过来的。因为饼的定名和饼料配方,早在咸丰五年间便已形成。此时,梁还是一个小童。过了30年之后,梁殿华接手经营成珠楼,依靠制饼名师又再逐步对制作技术有所改进,但基本还是原来的原料和模式。

小凤饼的主要原料“熟菜”。“熟菜”是用一种鲜菜经过“九蒸九晒”而成,是由郊区芳村一个农民按祖传方法进行特制的。这是一种没有菜骨,能与其他馅料合在一起并溶化其中的上乘配料,绝非惠州梅菜所能比拟。有了它,小凤饼能有甘香并存的美味。另外技术关键是该饼是用“唐炉”(中式炉)而不是用“番炉”(西式炉)烘制的。前者可以把饼上下烘透,所以松脆;后者只烘“一面”,形成上边不透,下边过焦,容易失去真味。

在以往,有一技之长的民族资本家是十分注意对制作秘方保密的,解放后该店进行了公私合营,公开的配方于1959年为商业部饮食服务局编入《中国名菜谱》第四辑,得以永远保存下来。洪黄楠穿越的时候就带了这么一套资料。这套资料收录了很多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各大菜系名菜,只要材料设备条件允许,就能够在新时空重现。

十九世纪中叶能够完成的点心,元老院也可以在十七世纪重新制造出来嘛,之前虾饺不是这样还原了吗?那个做虾饺皮的澄面工艺攻克了,也就迎刃而解了。洪黄楠信心满满。

洪黄楠笑嘻嘻地说,也算是多给张家一个秘方,反正他家的烘炉能够做核桃酥,也能做鸡仔饼。他薛子良能搞朗姆酒金酒,我洪黄楠也能搞广式老点心,再加上盲公饼、老婆饼这几个拳头产品,以后我要是被当大老虎打倒靠边站了,就专门搞广式点心去。

嫖尼姑去啰!(尼姑庵)

嫖尼姑去啰!

民国初年,广州城内有一种变相的妓馆——尼姑庵,庵内有姿色的尼姑就是变相的私娼,专供那些玩腻了“陈塘风月”的达官贵人、富商、丧德名士、贵家公子们淫乐。

广州人称尼姑为师姑,称尼姑庵为师姑庵。民国初年,广州市不少大街都有尼姑庵。尼姑庵不同一般的妓院,普通人不可以随意进去。必须有熟人介绍,经庵主许可,认为来客既富有又好色,才准允入庵会见师姑。因此,能到师姑庵嫖师姑的人,非富则贵。广州人当时把到花筵酒家饮宴玩妓叫“开厅”,因而把到师姑庵嫖师姑称为“开师姑厅”。又因嫖师姑比嫖一般公、私娼更为不易,故又将嫖师姑戏称“扒掘头艇”(掘头是广州方言,即平头之意。意即嫖师姑比嫖妓就像扒驶掘头艇一样难)。民国初年,广州城内有许多师姑庵都干卖淫行当。1920年,孙中山为准备北伐,筹措经费,曾由广州市政厅成立官产清理处,规定市内庵堂、寺观及产业,一律充公。

但是,小北的药师庵、都府街的永胜庵、仰忠街的莲花庵、丽水坊的无着庵、应元路的昭真庵、豪贤路的白衣庵、大北直街的檀道庵,由于得到官僚的暗中保护,屹然不动,保存下来,时称广州“七大名庵”。这“七大名庵”也是广州著名的淫乐之所。在这些庵里,稍有姿色的师姑,往往“阳假修道为名,阴行卖淫其实”,尤以都府街永胜庵为甚。据报载,永胜庵“广袤数十亩,雕梁画栋,穿花插柳,金碧辉煌,师姑五六,皆二八年华,骄艳宜人,每出必花纱其袍,丝其袜,高跟鞋。其妖冶淫亵之状,比之娼妓,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庵内莺燕呢喃,载言载笑,郑卫淫歌,音中间杂,通宵越旦,声闻遐迩。……每当夕阳西下,灯火迷离之际,色中饿鬼,欲海饥民,挟其优越地位,万恶金钱,呼朋啸侣,踯躅街头,首鼠入庵,循例为师姑执绋之余,继以雀战,复吃其狗肉之膏。一掷千金,目的为求一宿之愿。”

由于师姑卖淫,影响风化。1927年3月底,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致函广东省政府,要求切实解放女尼。函文中指出:“广州市尼姑十九藉庵观为春之所”,“查广州市尼庵,多有挂诵经念佛之名,而内藏垢纳污之所,迹其种种腐败,重重黑幕,足为社会进化,与妇女解放之障碍”。它们要求省政府没收尼姑庵财产,令师姑“自由择配”,“以端风化,而利妇女运动之进行”。⑦但师姑卖淫一直没有得到禁绝,直到抗战爆发,日军攻占广州,尼姑或逃,或还俗,师姑庵才大为衰落。

肥仔考注:此清末民初七大名庵,临高时代有些已存,有些尚未建立,地理位置俱在城内。

<临高时代已存>小北的药师庵,今小北路,始建于唐代,有可能是广州最早的尼姑庵,1970年后部分被小学征用改建。

<临高时代尚不存>都府街的永胜庵、今正南路都府街,释定持始建于清初, 雍正二年由西湖街(今西湖路)迁都府街。 1986年被征用改为民居。

<临高时代尚不存>仰忠街的莲花庵、位置在今北京路仰忠街,建于顺治十七年,1953年尚有尼众8人,1966年停止宗教活动,现已改建为住宅。

<临高时代尚不存>丽水坊的无着庵、位置在今德政中路丽水坊,建于康熙二年,今存。

<临高时代尚不存>应元路的昭真庵、位置在应元路药局街,同治十三年,建国后仍有尼姑三四人,1980年部分被征用。

<临高时代已存>豪贤路的白衣庵,在今豪贤路,万历二十八年番禺知县黄鳌捐建,清道光十九年重修,后废。

<临高时代已存>大北直街的檀道庵,又作檀度庵,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后者,即解放北清泉街,现应元路西和解放路交界处,城内,始建于唐代,清初平南王尚可喜的胞妹在此出家,重修殿宇。1986年被征用改建。

此外,临高时代广州已存的尼姑庵尚有

乾明庵,城外,河南万松岗,即今万松园一带,始建于宋代,有苏轼题匾额,清初犹存,清末湮没。

长寿庵,城外,今长寿路,已拆除的长寿电影院旧址,始建于万历三十四年,清康熙初扩建,改名长寿寺,光绪七年废。

积山庵,城外,今中山七路明代李家园,1953年尚有尼2人。1958年停止宗教活动,房屋归市佛协管理。

定麓庵,城内,今文德路清水濠,始建于明末,清代湮没。

如意庵,城内,今中山五路大马站,建于明末,清咸丰年间重修,后湮没。

清冷庵,城外,东门外云淙书院侧,明末陈子壮建,清代湮没。

明朝广州的书院

明朝成化、弘治间,广东的私人讲学之风也日渐盛行。明朝广州城的书院有17所,具体为:

濂溪书院、矩州书院、正学书院、崇正书院、迂冈书院、白山书院、慎德书院、晦书书院、天关书院、粤洲书院、泰泉书院、云淙书院、赤山书院、镇海书院、营道书院、龙德书院、云谷书院。(考证,此处所列17家不分年代)

此外,还有许多不以书院命名的讲学和读书的场所,比如秋涧草堂、清泉精舍、两台精舍、蒲涧馆谷等。

当时,广州的书院拥有一批著名的学者。比如黄畿就隐居在广州,潜心于学术研究,并创办了粤洲草堂,传授学问,还订了《粤洲草堂讲学条约》,当时广州的知识分子尊称他为“粤洲先生”。

学者陈英博记能文,尤工诗赋,他在广州城内建了一所秋涧草堂,授徒讲学,时人尊称他为“秋涧先生”,黄佐就是他著名的弟子。后来,黄佐在广州泰泉书院讲学,其弟子中,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的诗名最著。

曾师从名儒湛若水的学者庞嵩,博通经史子集,他在广州的天关书院讲学,后来又与学者陈唐山、林艾陵、刘素予、黄莱轩、岑蒲谷、邝五岭、霍勉衷等成立了“天山讲易之会”,每到四月,则集会进行学术交流。

人们尊称庞嵩为“弼唐先生”。明朝理学家湛若水说:“北有吕泾野,南有庞弼唐,江门之学遂不坠。”

明朝嘉靖年间,礼部尚书何维柏上疏弹劾奸臣严嵩,先被下狱,后被从官场中除名。何维柏回到广州,家居二十多年,在广州天山书院讲学,听课的人非常多。后来成为明朝兵部尚书的叶梦熊、佥事陈吾德等人,都是何维柏的学生。

明朝嘉靖六年(1527年),当时的两广总督、理学家王守仁在广州濂溪书院讲学。期间,他首次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及“为学莫先于致良知”的观点。

广东人方献夫等人都师从王守仁。王守仁还时常在书院与湛若水一起交流理学心得体会。

十九世纪上半叶广州的筵席酒楼业

肥仔注:和茶楼不同的行业。

自古以来,凡有较大的居民点,或通衢、驿站、市镇就必有酒、茶楼食肆。历史史书、诗词、小说,几乎都有对酒家(楼)的描述,只是由于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风俗习惯不同,酒楼的形式,自然按照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和风俗习惯而各异,也必然跟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以适应当地社会的需求。

广州古代已有不少酒楼和酒馆。“酒楼”的规模不大,多数只有两三个厅房或十来张方枱,而“酒馆”则完全不设坐位,只做“上门到会”生意(备好原材物料,到顾客指定地方做菜式、筵席),所以人们又称之为“包办馆”。有些酒楼也兼做“随意小酌”和“会送”的生意,店号遍布全城。

19世纪初,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酒楼业的经营作风不免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自我满足。全行的经营管理、业务、设备,几乎都是一个老模式——勤俭、单纯、简陋。

当时绝大部分业务是“上门到会”,店内无需很大的装修陈设,所以资金的大部分是用以购置生产工具和餐具。即使是设有座位的酒楼,也只有几个厅房,若干张木桌,需用资金不多。颇负时誉的冠珍,单纯做上门生意的总投资只400多两(白银)。每每股东三四人,便开一家,组织简单,作风朴实,百年老号并不鲜见,城隍庙前的福来居、打铜街的冠珍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于“包办馆”则只需一个铺面,能接待订席的顾客便可,每每厨师就是店主本人,看生意情况,才临时雇请帮工。

酒楼的餐具,也很粗糙,一般都是粗瓷。小菜用的是榄形高脚碟,大小博古碗,釉彩花纹粗犷。上好筵席则用锡器,锡碟、锡窝,多用圆形,工艺较好,大方名贵,但较笨重。当时有钱人家、商店款客,欢喜“会送”,酒楼就把菜馔做好,准时送到府(店)上,那就辛苦了酒楼的杂工,数十斤重做好的菜馔和盛载的锡器,用木托盘顶在头上,远近照送,中途很难找到地方歇息。不过,若是原桌酒席,酒楼是用“食箱”抬去的。

上面所说锡窝,当时又称为簋(guǐ音柜),也象现在的瓷窝,圆形有耳。它并非做羹汤专用,做有芡汁的菜馔也可用。过去请客,用“九大簋”就十分丰盛的了。至今不少广州人仍以请吃“九大簋”作口头禅。

酒楼的抬、椅,多用方形的“八仙枱”,椅的“挨身”(靠背)是笔直的,不大好“挨”(靠)。一桌筵席,只坐8人(每边2人)。高级或隆重的宴会,则坐6人,空出一边,饰以顾绣枱围,宴会气氛更显得庄重。还有一种长方形日字枱,只坐6人,粤语六、禄同音,所以俗称“官爵枱”。这类宴会的厅堂布局,多为门字形,可能为了方便对话,但也方便了上菜。然而这种布局,由于席次、坐位严格区分主、客、亲、疏和社会地位,较为拘谨,因此,轻松欢乐的气氛也就大打折扣了。

社会风俗习惯与酒楼业务发展有密切关系。广州民俗信仰,主要是佛教,也有信奉道教的,神佛诞辰之多,几乎无日无之。再加上门官土地等数以十计的家神,都有他们的令诞。还有各行各业的“祖师”,如很多行业供奉的“关帝”、“金花”、“洪圣”……真是庙宇遍布广州。每逢仙、佛及民间信奉的先贤诞辰,当事者都有吃喝饮食的惯例。特别是行业祖师诞已成为全行业聚餐惯例。“关帝诞”则更隆重,几乎所有工人组织多有庆聚。不过一般都是光顾“大肴馆”(即包办馆)的,“大肴馆”的菜式以猪肉为主(那时广州人称猪肉为“肴”,烧猪肉叫烧肴,至今四乡仍有此叫法),价格低廉。“郑仙”、“吕祖”等诞辰则是道教徒的聚餐吉日。较高级的宴会是“祀孔”,这是官僚、名士雅集的节日,当然光顾较高级的酒楼。至于迎神、建醮、水陆超幽等活动,更是一连数日,附近酒楼、包办馆便要忙得不亦乐乎。此外广州人的婚姻嫁娶,俗例是连吃三天的(俗称开厨吃到三朝),这是酒楼一项很大的业务来源。

至于“上门到会”或“会送”,人家那有地方摆酒开席呢?原来广州城里城外,未有马路,不少还是聚族(姓)而居,非聚族的也有“社”。每“社”管辖三几条街不等,都在辖内设有露天的“某某社稷之神”。主持族事社事的当然都是当地耆绅。凡在该地方驻居或开业的,都要入社。1824年冠珍酒楼的入社费是七两二钱(10元)。宗族、社都有公产,如祠堂、书院、社学、家庙大院等,还有数不清的神庙广场,只要是社区民众,通过耆绅就不难借到摆酒地方。何况当时广州居民,可说全是独家独院的,“七十二家房客”现象是没有的,如摆三几围酒,自家地方便可解决。

“上门到会”是酒楼的主要业务,除常备厨师外,一般职工很少,接到业务后才临时聘请。“到会”不带服务人员,但带有主要杂工,打点上菜,称为“酒驶”。一般筵席,特别是会酒、神功酒,都是主事的派员料理堂上事宜。高级的筵席,特别官家宴会,酒楼方面可以代请“堂倌”,还派出主厨。主厨是在副手们料理好起菜的准备工作后,将起菜时才穿上蓝布长衫,“翩然莅止”的,他被称为“厨倌”。厨倌在“歇席”时,必须穿回长衫,进入厅堂,到主家面前,一边“打跹”施礼(单膝半跪,右手向下斜伸),一边还要尊呼“老爷”、“大人”,虚心听取对菜式质量的意见。这时的主家,就要给以一份可观的“厨馆利是(红包)”。其他参与厨房工作人员,另由主家给奖。

所谓“歇席”,是清代以至民初,在较高级的宴会中,习以为常的规矩。“歇席”的方式,是在吃唱中途,大约菜馔“上”到一半左右,主人家便会宣布暂时“歇席”,暂停上菜,服务员便会送上几味小碟。小碟多是冷点,如皮蛋、酸姜、酱瓜之类。这时客人或用小点,或用茶烟,彼此随意攀谈,以至离席解手。如在家设宴,婢仆便在此时给客人上茶奉烟。

还有一种称为“送席”的,是由送席人到酒楼订好筵席,预付全部席金,注明送某人,并其详细地址,酒楼接受业务后,便用三折大红柬,详列菜式,到受礼人府上,请示用席日期,并遵照受席人的意见,准时“会送”或“上门到会”。“送席”的生意,是最受酒楼欢迎的,它不仅多是高级筵席,而且还为酒楼广开客路,如果送、受席人之间,身份不太悬殊,他们还有“回席”(回送给送席人),酒楼又可多做生意。

在酒楼本店设有坐位的,当然设有“企堂”(服务员),一般以随意小酌为主,是方便三五亲友临时畅叙的。一两桌筵席亦是常有。做筵席必然黑夜才散席,当时无电灯,店内则燃汽灯,还要常备灯笼。散席时店内小工杂工以至一般职工,均点燃灯笼送客。送人客到家后,必有给奖,所以职工是十分乐意服务的。

酒楼的“会送”业务,是仅次于“上门到会”的又一项主要生意,其繁忙程度,远超“上门到会”,只因多属光顾三五个菜式,故销售额逊于“上门到会”的原桌菜。每到下午五时左右,酒楼便分头送菜,用木托盘,把菜馔“顶”在头上,远近照送,准时不误。家庭一般小庆或款待三五亲朋,都喜欢请酒楼“会送”。

在以农业、小手工业为主体结构的封建自然经济环境中,人们的食与用都要求不高,流通货币是白银,因此,物价是稳定的。当时,酒楼工人的工资也是不高的。根据清道光四年(1824)冠珍酒楼的帐本记载,当时入行的工人,每月工资只有白银七钱二分(1元),企业包供伙食,等于每天工资二分四厘(一角钱的三分之一)。不少行业大都按此值聘用工人。是以流传至今,还有的工人自称是受人“二分四”,意为自己是“打工仔”。但是对于熟练工、技工或干重活的临时工,当然不只此数。

在“食”的方面,手头没有详细的资料,但在冠珍摆开张酒的帐目开支中,可以看到,同业酒10席支出十三两八钱;街坊酒12席,十六两;各伴(职工)酒4席,四两五钱,按上推算每席分别是一两三钱八分、一两三钱三分三厘、一两一钱二分五厘。行业习惯,开张酒是不会太高或太低的,因此,可以断定当时中等酒席每桌约在一两三钱左右,也就是白银1元8角多些,每桌8人,每人水平是2角多些。


同人续九

话题扯到对外贸易上来,黎卓贤说在旧时空自己就是念贸易经济的,本科毕业后阴差阳错进了广告界,一干就是十几年,要是再这样下去当酱油元老还不如去做行商。

大明一口通商,提举市舶司事实上和后世的钦命粤海关一样,收了整个国家的关税了,因此成化年间的广州提举市舶司太监韦眷,这大明的韦公公,弄不好比康熙朝的韦公公更富有。

执委会和商务部已经决定了,就在城西门外河边的文化公园,啊不,怀远驿南面扒拉出一大片地皮,搞外贸一条街,届时有外贸关系的各国都可以申请开设商馆和领事机构,重要国家都会指派一名元老对应。重要的甚至需要两个人。旧时空的十三行,实际上是十三行商和十三夷馆的统称,每家中国商行都对应一家鬼佬的商馆,他们之间不单是贸易伙伴关系。行商还作为沟通鬼佬和官府之间的传话管道,也以身家为鬼佬在广州的行动具结作保——水手斗殴甚至暴乱在一鸦之前已经屡见不鲜。

十三行没有退出机制,当年行首伍家的怡和行在一鸦之后由于承担赔款、被官府宰割,五口通商之后生意直线下降等等因素已经一蹶不振,因此心灰意冷想退出,但官府不准就是不能不干,一直干到资不抵债破落为止。所以大宋元老院想用全新机制的企业代替十三行商,这就是所谓新十三行。

不过这样一来,就多了好多个岗位,而且上班特别近,将来外贸口元老们走出沙面岛就是大宋忠诚的新十三行所在了。最近广州三十六行那些兼备供应商和牙行双重性质的行商已经被刘翔干出翔来,正好是元老院商务部大展拳脚的时候。

所谓离家近、事少、钱多里面钱多是不用指望了,大家领的工资都差不多,就指望着将来分红;和鬼佬打交道事多;但至少啊,上班近这一条占了就算走运了。

和大明不一样,元老院持剑经商,自占据临高以来,对于海贸那是大大的欢迎,这一点估计挺对鬼佬胃口,在广州搞外贸是鸟枪换炮。做新十三行除非是倒了血霉,被分派去应付那些一船货相当于全国大半年GDP的穷鬼国家,否则凭着贸易许可证就是坐着数钱数大洋马而已。

不过这是风险小收益大,说不定还可以偶尔出差开洋荤的超级肥缺,那些人去明朗家跑官要官的人能把狗脑子打出来。只不过咱没那种关系,更不会跑官要官,这肥缺怕是难指望了,黎卓贤吐出一口眼圈,恨恨地说:丢那妈!

洪黄楠笑笑说傻逼才去争肥缺呢,不过也不是不行,文总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据说来到广州之后他想去开开荤,去尝尝旧社会广州特色的“掘头艇”。要不你小子拉他去逛逛,让文总给你说道说道?

这个时代广州的传统意义上的红灯区是濠畔街,濠畔街的长度横跨了半个广州城,濠畔街和玉带濠经常被文人拿来和南京秦淮风月做对比。可想而知这个皮革鞋料一条街当年是如何风月无边。

另外就是白鹅潭上的妓艇,这种风月场所在紫明楼开业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部分高端客户直接就没有了,但紫明楼对师姑庵的冲击不大,这种娼妓业态在广州古已有之,直到抗战才消失,营业据点消亡则多在旧时空共和国建国后,据说民国时期国舅爷宋子文就非常好此道。

广州人称尼姑为师姑,称尼姑庵为师姑庵。民国初年,广州市不少大街都有尼姑庵。尼姑庵不同一般的妓院,普通人不可以随意进去。必须有熟人介绍,经庵主许可,认为来客既富有又好色,才准允入庵会见师姑。因此,能到师姑庵嫖师姑的人,非富则贵。广州人当时把到花筵酒家饮宴玩妓叫“开厅”,因而把到师姑庵嫖师姑称为“开师姑厅”。又因嫖师姑比嫖一般公、私娼更为不易,故又将嫖师姑戏称“扒掘头艇”,掘头是广州方言,即平头之意。意即嫖师姑比嫖妓就像划驶掘头艇一样难。

但这个时空的妓女,穿越众怎么样都硬不起来,第一个原因是审美,第二个原因是性病横行。即使穿越众手里有安全套,也不值得冒这个风险。

即使忽略性病,其实这个时空的各种原生传染病都不是开玩笑的,甚至下去白鹅潭游个泳也有得血吸虫病的危险,旧时空建国初期,太祖几次来广州都想下水游泳,生生地被陶铸和市公安局拽回去了:就是当时的珠江水很脏,染上血吸虫病是大概率事件。

完成对原广雅中学的勘址后,一行人干脆就租了一条荔枝湾涌上的大型西瓜扁,也就是这个时代的人员交通艇,专门送洋商出黄埔的。黎卓贤吩咐艇家沿荔枝湾涌出柳波涌,入珠江,在竹栏门埠头下船。

完成对原广雅中学的勘址后,一行人干脆就租了一条荔枝湾涌上的大型西瓜扁,也就是这个时代的人员交通艇,专门送洋商出黄埔的。黎卓贤吩咐艇家沿荔枝湾涌出柳波涌,入珠江,在竹栏门埠头下船。

小艇沿着旧时空的南岸路顺流而下,荔枝湾实际上发源于旧时空早已不存的司马涌,从流花湖附近一直通到珠江,是疍户们的避风港之一,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以唱咸水歌为乐的疍民,居然也养鸭子,途中经过好几艘鸭艇,样式就是一个浮在水面上的长方形,四面有竹围网,中间是一条常规的疍家小艇。

沿南岸路往白鹅潭方向走,不多时就到黄沙,此时的黄沙,还真是一片被河涌分割出来的沙洲,,而沙面岛大部分在低潮位时仍然被江水所掩没。华节亭只是在岛西的一座小型衙门式院落而已。转入珠江前航道后,沿着目前还不存在的长堤往东走,大约在旧时空南方大厦对开的位置,就可以看到广州城的西南角楼以及西濠了。

和东濠涌一直保留到现代,还承蒙过影帝、包子帝和面瘫帝视察不同,广州的西濠很早就被填平,成为人民路,也就是旧时空人民路高架桥的所在,目前的广州城的南城墙和河滩之间的空地,其东西两端还是开放的,旧时空直到1647年广州第一次被清军攻陷后,佟养甲才修筑东西城墙的南向延伸段,各长数十丈,将这片空地也保护起来,而现在看来城墙和河岸线之间的房屋规划显然处于自然无序的状态。

但此时西濠涌口与珠江水道相接、出口处水流量很大,外来60吨内的运输船只可沿西濠进出上西关和广州内城主要水道;西瓜扁好不容易挤进了一大片疍家艇当中,靠上了竹栏门的埠头,将澳洲人送上了岸,这时候太阳已经西沉,看来仅仅够时间再勘一址,由于五羊门到镇海门已经被封锁,因此走竹栏门进城是最快捷的。最好能够赶在归德门关上之前越过第二道城墙进老城。

竹栏门是小门,所以命名上比较接地气,“某栏”实际上所指是“批发零售一条街”的意思,在旧时空,这一带还残留着诸如桨栏路——以前是专门为船配套船桨的一条街;果栏直街——批发零售水果的一条街,竹栏自然就是批发零售竹子的一条街了。

但从竹栏门往北,约莫旧时空天成路,这时候叫天平街,往北依次链接诗书街,木牌坊,纸行街,一直延伸到老城内,街道两旁卖的却是竹子的批发品——纸,这项生意在旧时空一直延续到廿一世纪,在旧时空这条街上的印刷器材批发销售额约占全国份额的10%。

大量的土纸行、色纸行大多是前店后作坊的形式,也代理从安徽来的生宣和熟宣、福建而来的长汀纸,广西来的玉扣纸和纱纸,广东蕉岭来的草纸等等,不过从几年前开始,澳洲纸将他们一一打垮,从书写到包装,甚至到擦屁股纸,澳洲货都比他们的产品物美价廉,幸好澳洲人并无意思涉足分销这一块,他们的作坊大多数处于半停顿状态,店面上各种澳洲纸充斥着门面。

只有澳洲人不做的某些小众或过于廉价的纸张类型,还是有土作坊的一口饭吃,比如文人们作画用的高级宣纸仍然出自安徽,只不过在广州一府两县它的销量取决于文人的数量,所以销量不大,增长非常缓慢。

在与濠畔街平行的大新街口折往东,约行两三百米,就是他们要勘察的第二个备选校址:旧时空的市三中学。这条街主要是加工各种各样的象牙制品,放在旧时空,这些手艺人随随便便一件作品卖出个五六位数也只是湿湿碎而已,在旧时空这项营生直到20世纪末,由于严厉打击象牙走私,象牙来源逐渐枯竭才式微,算起来已经干了好几百年了,而大新路上闻名岭南的“朱义盛”镀金首饰要到光绪年间才出现。

黎卓贤和洪黄楠都是在旧时空的大新街上长大的,凭着几个熟悉的地名,很容易就找到了备选校址,这附近的吴相公巷、玉子巷、元素巷、白米巷等街名多形成于明代中期,在旧时空的21世纪初,市三中学通过拆迁,将校址扩大了几倍,成为老越秀为数不多有标准足球场的中学之一。而玉子巷、元素巷等街名都因为扩校拆迁而从此不存。

而市三中南面就是他们视察过的何如宾的总兵府,旧时空的石室圣心大教堂。在旧时空,市三中的前身是1860年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明德学校、包括圣心大教堂以及附近白米巷配套的小学等,一大片都是法国人的教产,80年代落实政策后,都归三自所有了。黎卓贤依稀还记得,在昔日圣心大教堂附近的很多民居,都没有像周围的普通广州市民一样,有“五方五土龙神”、“前后地主福神”、“天官赐福”之类的神主,而是有个供圣母玛利亚的神龛。

此时当然并没有广州三中,有的只是一大片低矮民居,广州的历史上,住濠畔街以南的很多都是城市贫民,几步之遥濠畔街上的莺红柳绿和他们无关,不少人在城南的各种“栏”做苦力为生,过着“餐搵餐食餐餐清”的生活。

这时候,那些下工在附近的“晏店”匆匆吃上一海碗糙米饭的苦力们,正用木然的眼光看着这些拿着木棍跑来跑去,摆弄各种不可名状机关的髡贼,这时候才是下午四五点光景。到夜幕完全降临之前,都是这些苦力一天中难得的闲暇时光,时正值夏天,那些苦力一来为了省钱,二来为了凉快,除了裤裆位置有些布条以外,浑身上下都是赤条条的,除了肩膀上那块作为劳保用品的破布。

他们都拎着把破葵扇端着碗在喝茶,他们之所以选择在路边花上几个小钱吃饭,主要是那些“出租屋”都是几十人挤在一起,根本没有开伙的空间,而且“晏店”提供的下饭菜——多为咸鱼等,虾干等,豆酱猪油渣已是了不起的美食——多少有些油水和盐,和那些店里管吃管住的伙计不一样,这些人只有午饭是由雇主解决的,都要另觅住处。

这些苦力由于长时间从事重体力劳动,饮食缺少蛋白质,油盐等副食品,主要靠米饭和杂粮充饥,因此四肢和躯干显得很精瘦,看上去体脂率很低,但小腹由于过量摄入淀粉,反而微微有些鼓起来。身上一层层泥垢,胡子拉碴,肤色黝黑,手、肩膀和脚满是老茧,看不出年纪。由于长时间高强度负重,这些苦力的脊背都弯得很厉害。

他们日复一日在肩膀上,背上负上沉重的米包、鱼筐,但这些财富都不属于他们,他们虽然也是城市居民,但在这里连家都没有,这种堪比西部山区底层赤贫的状况,在广州这个岭南第一富裕城市也是比比皆是,在旧时空也是建国后工人阶级地位上升才有所好转。

完成粗略勘查之后,对整个地块有了大致的把握,但夕阳已经沉了下去,此时的广州城并没有旧时空的那种万家灯火景象,大多数街道只有屋顶上,街上有几点灯光,只有北面老城南墙下濠畔街倒是灯火通明——新政府并没有执行严格的宵禁政策,红灯区得以继续营业。

但大新街和毗邻的小新街一带,虽然和濠畔街只有一街之隔,不到50米,但就好像旧时空夜间停电一样,一片漆黑,偶有几点灯火——都是不识字的苦力,晚上点灯费油,这是大多数人就在街上干净凉爽处铺个破草席就准备纳凉。

一行人在城门关闭前就过了归德门,回到按察司衙门招待所早早歇息了,次日,队伍中新来了一名留用人员,这位留用人员一早已经在衙门签押房候着,一见洪黄楠等一行人出来,马上上前来了个立正抱拳,向两位首长请安。

“卑职蒲子荣,向首长报到,请指示!”

黎卓贤见此人长相倒是有几分色目胡人的样子,但一口广府话听不出半点口音,细问之下,此人自述祖上本是大食国的胡商,从小跟着长辈来华朝贡,对中华上国素有仰慕之心,于是归化为天朝子民,落籍南海县捕属蒲宜人巷,已经好几代人了,他自小在城西长大,会讲一点儿大食话。今奉市局首长的差遣,来为两位首长作向导。

黎卓贤想起,这南海县“蒲宜人巷”就是旧时空他穿越前最后一个住处附近的“普宁里”,这条称为普宁里的小巷和粤东的普宁半点关系没有,倒是和蒲氏一族有些渊源,这个蒲氏,最有名的大概是宋元时期“蕃客回回”的代表人物。后叛宋降元的蒲寿庚了。

从汉朝始,广州对外贸易繁荣,不断有外商到广州定居。这些“番客”尤以阿拉伯、波斯商人为多,大多聚居在城西南濠东岸番舶码头区的“蕃坊”里,即光塔街一带。蒲氏就出自其中的“蒲宜人巷”。元代海外贸易中心移至泉州,很多番客便迁离广州,但还有一部分留了下来。蒲寿庚的蒲字,是阿拉伯普通人名Abu(Abon)的音译。

黎卓贤在旧时空也参观过黄埔区珠江村蒲氏宗祠。那个宗祠大概建于同治年间,到旧时空廿一世纪仍然保持完好,深二进,硬山顶,青砖灰瓦,木雕短柱,看起来与珠江三角洲常见的祠堂无甚区别,没有任何体现“异国风情”的地方。唯一能露出“端倪”的,是祠堂正中所悬挂的《蒲氏族谱》:无论是蒲氏的初太祖“玛稪阿”,还是其子孙“阿嘟嗻咭”、“啪”、“嗨哒耴”等,如此晦涩拗口的名字,显然不是中国人的。

眼前这位蒲同志,就是一名归化了的阿拉伯人,据他自述,蒲氏大多经商,他们一房是少有的身入公门当差的,前两代还出过秀才,至于礼拜之事,早已经不信了。由于他们懂大食、波斯语言文字,之前南海县丞还借重他们一族来管理蕃坊——按旧时空的坐标,蕃坊是以怀圣寺为中心,北至中山六路,南至惠福西路,西至人民路,东达朝天路的这一带,这里自唐代以来就是蕃坊——所以大宋政府光复广州后也因为这重关系留用了他们。

藩坊历经几朝,还遭受过侬智高围攻广州,黄萧养起义等兵灾,但海上丝路贸易从未断绝,大致维持着原来的范围和规划,在聚居于此的大食人和波斯人内部有世俗化的藩坊自治组织,万幸的是,还不是“伊法治藩坊”

穿过南海学宫前的小街,就进入蕃坊了,怀圣寺光塔映入眼帘,黎卓贤穿越前的最后一个地址就是在怀圣寺隔壁,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又回家了,只不过时间坐标倒推了几百年而已。时间尚早,他打算让蒲同志领着好好看一看这个自家社区,蕃坊果然都是各种“包头佬”——老广州对西亚客商的称谓。也有明显作明人打扮的。偶有几个带着面纱的胡女,洪黄楠禁不住多打量了几眼,灵感又来了:本穷的维密内衣系列又有新题材了!下一季我要搞天方夜谭系列!

蒲子荣显然是本社区的头面人物,因为所有人都和这位蒲同志打招呼,“Salaam alaikum”不绝于耳,而蒲子荣也得意地回礼“alaikum salaam”。这天应该是主麻日,整条光塔街成了一个大巴扎。就如旧时空的农贸自由市场一样拥挤。

怀圣寺是一所中式清真寺,主要建筑都是中国风格,和后世的“洋葱头”风格完全不一样,此时寺院的范围更大,而标志性的光塔和旧时空颇有些不同,旧时空的是廿世纪卅年代重修后的形制,这个时候的光塔整个看起来更高更瘦一些,上面长满了绿色的青苔和杂草,整个塔身不是呈现旧时空所见到灰白色,而是葱葱郁郁的绿色。

据蒲子荣介绍,这藩坊的街巷,都有一个大食名字,如走木巷,大食名为“聚集街”;绒线街称为“顺利街”;白薇街称为“香料街”;竹篙巷因为有很多货仓,所以称为“储藏街”;而五仙观西面的甜水巷处于坡山高地,被大食人称为“中国山岗”;旧时空的海珠中路一带,此时为仙羊街,大食名叫“送别街”,因为在宋代,大食和波斯客商大多数沿着从这条街尽头的南濠上船回国,因此傍边的杏花巷大食名叫“造船街”;而玛瑙巷中文和大食文意思都是一样的;最后,在藩坊东北角的蓬来北街,大食名叫“真主至大巷”。

“安拉胡阿克巴?”黎卓贤不由得冒出了这一句,蒲子荣一愣:“首长好学问,竟然知道这个意思。”蒲同志所不知道的是在几百年之后,“安拉胡阿克巴”会成为大食人的专用台词。

在藩坊的西北角,大约崔府街以北,惠爱大街以南,朝天路以西一带,就是他们本次要考察的南海县第三块学校候选地址。也就是旧时空的朝天小学一带,旧时空朝天路小学的旧址是1864年洋务派办的广州同文馆,仅比京师同文馆晚了两年。旧时空附近还有几家学校,全部打通的话,面积也很可观,不过在旧城里办学校,始终不如在城外能够放开手脚。

这里要拆迁的除了民居外,还有一座二献祠。张九龄和崔与之都是广州出身的名臣,张九龄谥“文献”,崔与之谥“清献”,故称为“二献”。最晚到南宋淳祐年间,广州学宫就有祠祀张九龄、崔与之二人的肖像,而这座二献祠南面的崔府街,就是崔与之的旧居所在,旧时空崔清献公在几百年后还出了一个名人街坊,他的旧居就在崔府隔壁,那就是孝友东街的张发奎旧居了。

一鸦前后珠江流行内河船艇船型


一鸦前后珠江流行内河船艇船型


一鸦前后珠江流行内河船艇船型


一鸦前后珠江流行内河船艇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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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鸦前后珠江流行内河船艇船型

同人续十

未几,勘察完毕,一行人转入主路,沿惠爱街直往东行,很快就进入了番禺县地界,虽然说从一个县走到另一个县好像很远,但实际上这里是两县的交界,在旧时空就是从朝天路口北京路口而已,两个附廓县衙离得很近,距离上就是中山六路到中山四路而已,这对邻居就这样过了一千多年,直到廿世纪初,广州废府设市,两县的县治才分道扬镳。

这段惠爱街上大大小小的木牌坊和石牌坊琳琅满目,不时就会经过一座衙门和它正门对着的照壁,所以这条主路住户和商铺都较少,路也显得略为宽阔,颇有几分政府机关驻地应有的肃穆样子。和临高县衙相比,广州的都指挥署、布政使司署、广州府衙等也显得较大气一些,好歹像个省城。

再一次经过了番禺县衙和番禺学宫,沿着番禺直街往南,也就是旧时空的德政中路,就是老城南墙,在南墙之东的一大片官地,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的民居,在旧时空是省立中山图书馆和鲁迅博物馆所在,更早些时候是国民党一大旧址,而在科举时代,这里曾是兴建于康熙年间的清代贡院。

测绘兵们轻车熟路地展开作业,他们要测绘的地块相当于越秀中路,中山三路,德政中路,文明路围起来的地块,其中东侧边界越秀中路,南侧边界文明路目前都是城墙,这块地块是目前城内方案中最大的一块地块。

在旧时空这片选址的北面,也就是靠近中山三路的那一部分,有着广州市传统上最好的中学之一:广东省实验中学。省实验中学前身是1872年的留美学童先修班,以及1888年创办的格致书院。算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西式学校。

在这个时代,除了私塾、社学、一府两县的官学外,还有不少官方和私人办的书院,算是高级学术机构,比如越秀山南麓的濂溪书院,自南宋以来几经变迁,目前是提学道办的书院;还有离这里不远处大东门外的云淙书院,那是陈子壮私人办的书院;而更早更有名的是大儒湛若水办的天关书院。

明朝成化、弘治间,广东的私人讲学之风也日渐盛行。这些书院和临高茉莉轩一样,也提供科举导向的教育,但省城毕竟是儒者云集的地方,更多是作为学术研究场所使用。终有明一朝,广州城的书院有17所, 此外还有许多不以书院命名的讲学和读书的场所,比如秋涧草堂、清泉精舍、两台精舍、蒲涧馆谷等。

和后世那些打着书院的名义实际上是宗祠的机构完全不一样,明代的书院是比较纯粹搞学术和教育的场所。旧时空广州北京路附近大小马站和流水井,有条书院街,它们以书院功能为羊头,宗祠功能为狗肉。当中大多建于雍正中后期之后。

原因是雍正十三年那会儿四爷不高兴,颁布“聚众结盟罪”,禁擅自建寺、观、神、祠,至使当时大多数的合族祠被易名为书院或试馆。这些合族祠虽易名为书院,但宗祠的祭祀功能没有变,仅赋予新的名称,以致发展到成街成巷地连片建筑,形成省城广州特有以姓氏书院为名、合族祠为实的建筑现象。当中最为华丽宏伟的就是陈家祠,官方名字叫陈氏书院。

然而,这些教育和学术场所撑死了占地面积几百到一两千平方米不等,作为学校实在太小了,估计元老院连地皮都瞧不上,这里一整块地,能放好几十家那样的书院呢。估计在明人眼中,髠贼搞什么都要大,多要多。

从东门往小北门赶,再入天香街,大石街,就是明代贡院了,旧时空它附近有小北路小学,前身是1907年创办的番禺县官立北关模范小学堂。贡院本身占地面积相当大,除了供应试者考试的号舍外,还有监考官休息的建筑,厨房等,由于这是地产,不涉及到拆迁问题,把号舍推平就好。

一连勘址两处,黎卓贤决定一鼓作气把余下的一个也看完,往回走出大东门,经东较场往龟岗方向走,东较场目前已经成为伏波军的教练场,每日的操练总能惹来闲人村夫在栅栏外张望围观。在旧时空,东较场北面就是广东咨议局旧址,建于1909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烈士遗体被堆放在咨议局前,建国后成为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

潘达微诗中有提到“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指的就是这个咨议局。当然,这个时空咨议局和旁边的1927年广州公社烈士陵园都不存在,只有一片片小山头,比起西关,广州的东山发育得很迟,这个时候城外关厢大致到旧时空东川路口为止,再往东就是农田了。

按照旧时的区划,番禺县下辖四巡检司一捕属,在城外大概过了东较场,就是鹿步司的西界了,而鹿步司的东界直到黄埔,划算成旧时空的区域来算,是半个老东山,三分之一个白云区,整个天河、黄埔和萝岗。是相当大的一片区域,而这一片旧时空起码要三到四个区分局,二十多个派出所才管得过来的区域,理论上就是一个从九品巡检,外加二十个弓手,还有各堡的乡勇在管。不管是谁,反正髠贼要接手保准累死个人。

旧时空的东山,是廿世纪二三十年代,教会、华侨从寺右村手中买入大量廉价土地,削平小山包,再开出马路,才形成后世看到的格局。

一行人迤逦往东,见一大寺庙,这就是永泰禅寺了,这个永泰寺已不存,山门位置就在现在东山百货大楼对面汽车站,以前这里的地面叫姚家岗。永泰寺又叫东山寺,据说东山因此而得名,它的建立者是成化朝的提举市舶司太监韦眷,韦公公极有可能比康熙朝的小桂子韦公公更有钱。

他死后也葬在寺中,韦眷墓是五六十年代广州的重要考古发现,韦公公的墓虽然早在1650年清军第二次攻陷广州时就被盗墓贼光顾过,明器一扫而空,但仍然留下了好多好东西,其中一枚15世纪威尼斯银币,在旧时空仅存世两枚。

过了永泰寺众人沿小路向北,很难想象当年这里的地形竟然是左一个山坳,右一个小山丘,在后世这些小丘陵都被一一削平,仅仅留下地面而已。大致沿着旧时空的农林上路向北,很快就到了福今路。这里有一片相对平坦,而且足够大的荒地,可以用于建校。

这里是旧时空广州育才小学所在,前身是创建于1920年的基督教培贤女子神学院,福今路其实是福音路,后来才把这个宗教意味甚浓的名字改回来,在旧时空永远健康林副统帅作为中南军区一把手在广州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叶群在广州教育局工作,而林豆豆和老虎都在育才念过书。

一条文史资料

今天看到一条文史资料,补充两张重要的参考图片 清代广州汉军副都统杏岑果尔敏写了一本《广州土俗竹枝词》,作为一个满族人氏,杏氏以诧异新奇的目光看广州。旧时广州较宽的路都称为大街,但与北方城市的道路相比仍然窄得可怜,杏氏讽以“驴车路”:“逼仄形容处处皆,更无一处豁胸怀。分明窄窄驴车路,硬起名儿叫大街。”

刘翔刘大府整治完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1860年左右的承宣大街,牌坊为纪念黄佐的“大司成”牌坊,20世纪60年代湮没。
从拱北楼上向北拍摄的承宣大街,牌坊是同一座。
另补一张,沙面地形,1860年。


缠足风俗遗存

广州乡间有一种风俗,平民女子平日不缠足,但到了出嫁前夕,总要象征性地拿裹脚布来把双脚缠一缠,穿上绣花鞋上花轿。出嫁两三个月后,新嫁娘该下地干活了,再重新把脚放开。婚俗如此,可见民间“金莲崇拜”之深。

另外,这些女子虽然终其一生都是天足,但死了以后,亲友还是会找来一双绣花弓鞋,尺码要比“金莲”专用版大得多,但式样并无差异。死者双脚套上弓鞋,才可入殓。

要知道,当时的“大脚板”三字,专门用来指称给人作妾的女子,亲人为了死者的名分起见,不得不小心从事。

六脉渠发掘

宋代六脉渠

1997年5月,为配合吉祥大厦基础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在吉祥路东边约30米的七块石巷,发现宋代六脉渠其中的“左一渠”的一闽石渠,长9米,上宽4.03米,下宽3.6米,深5.14米,两壁用红砂岩和灰白砂岩石条砌筑,采用一层横向,一层纵向的方式垒砌,内壁牢固。

明代六脉渠

该处遗址位于中山五路117号,原惠如茶楼西侧。1996年11月,配合地铁1号线公园前站的开挖工程,清理出一段长23米的石砌地下排水渠。石渠现存深1.5—2.8米,宽4.35米,当中一段桥基长11.2米,两边收窄为3.25米。石渠与桥基筑于淤积层上,底部密排木桩,桩头上再铺垫一层碎砖、石、瓦片与黏土掺合夯打成0.2米的硬土层,上用红砂岩条石纵横相间,以石灰粘缝,砌渠壁,厚约1.5米,渠壁平直,砌工规整。条石中发现有刻凿记号及文字,其中有“前卫左所”四字,确证了渠的年代、明代驻卫所的军队还需担负城建工程。

渠内堆积分两层:第一层厚0.19—0.42米,出土有大量釉陶、青花瓷、青釉瓷、白瓷等残片,属明晚期。第二层厚0.25—0.4米,出残砖瓦及少量青花瓷、青瓷残片,属明中期。两层出青花瓷3000多片,器形有碗、盘、杯、壶、炉、小盒等,主要为景德镇民窑产品。这段石渠即为明代城内六脉渠之“左一脉”,与上条宋六脉渠遗址南北相对,由于当中一段未能发掘接通,难以确定更为具体的时间。在原惠如茶楼西侧的这段石渠,当中变窄的石桥基址,即清同治《番禺县志》所载的清风桥所在,志谓“七块石桥在华宁里街,古名华宁‘石桥’,水通清风桥大渠”,指的就是这个位置。

六脉渠今古

六脉渠是指古代广州古城内城六条排水大渠而言。这六条大渠是按照城中地形而修筑建成的,多利用古代干谷地、小河溪,在濠池淤塞之后,加以疏浚而成。故明郭棐《广东通志》说:“古渠有脉,渠通于濠,濠通于海”。《羊城古钞?省会城郭图说》:“古渠有六,贯串内城,可通舟楫,使渠通于濠,濠达江海,城中可无水患,实会城之水利。乃屡浚屡湮”。“六渠遗迹”在明代已有“六脉渠说”,如明谭清海即有《六脉说明》。谭清海建议按六脉来修渠,但不是具体的渠迹,这位东莞人只提出了五条渠道。他提出的渠道即为后来清代渠道的轮廓。

古渠是兼有排水和航行的便利的,故称“渠水通于闸”。闸门是控制船只通入内城的障阻,故直到清代还疏浚南濠(康熙22年,即1184年)复通舟楫,民称便焉。至于古渠前身文溪更是天然河道,千年前已是运输要脉,在宋代盐仓即在今仓边路和旧仓巷一带;可见当时文溪还未纳入城中,而是东城和子城间的河道。而西城和子城间的药洲和西湖,在宋为白莲池,下成文溪,还是泛舟消暑地方,直到明代连三城后才成为民居,并用为城内排水渠位置。同样,大北、小北二脉也可航行,如大北有兰湖,宋代还可以驶船入去避风。小北和大北在南汉时也曾通接起来,舟由流花水可直驶入文溪河中,即沿唐城北廓泛行,并建有明月峡等池、河名胜。宋六脉渠主要在西城。

(一)宋代六脉渠

宋六脉渠主要在宋西城内,据陈大震《南海志》(元代)称:“古渠有六脉,草行头至大市,通大古渠,水出南濠为一脉,净慧寺街至观巷(即观堂巷)、擢甲巷、大古渠、新店街、合同场、番巷,通大古渠,水出南濠为一脉;光孝寺街至诗书街,通仁王寺前大古渠,水出南濠为一脉;大钧市至盐仓街,及小市至盐步门,通大渠为一脉,廉访司至春风桥,水出桥下为一脉,子城内,水出路学前拌水,为一脉”。

《南海志》多引《宋志》,则此六脉渠当为宋六脉渠。陈氏宝祐元年进士,当见嘉定、淳祐两志(淳祐志距元五十年)。故序称:“即旧志而增益之”。据上述知南濠(今南濠街)是西城排水总汇。在于城的都较短小。六脉渠一名,似由此起。

元代六脉渠即指宋六脉而言,见《南海志》,今不赘。

(二)明代六脉渠

明代六脉渠已沿袭成广州排水渠道之名。如东莞谭清海即有建议称;“西一脉水绕坡山,由南濠尾穿西关而出;小南一脉,水绕荷塘背,由文溪至府学前渠而出;大北一脉水绕兰湖,由贤关(即天关)里,穿城脚而出;正南一脉,水绕清风桥、龙藏寺、仙湖街而出;小北一脉,水自白云来,合万里桥水,循天关而出”。(见乾隆《南海县志》)

谭说已和宋元六脉不同,即如说“大北一渠,水绕法性寺后,潴于兰湖”,则为宋六脉所未载。而说正西门一脉时,说到“由光孝寺街至诗书街,绕古仁王寺,出西濠以入海”时,则又和宋六脉相同了。而西一脉亦与宋六脉相同;小南一脉则比宋代于城一脉为长远。而小北一脉则又与宋六脉不同,为宋六脉所未载。

(三)清代六脉渠

清代六脉渠比较复杂,曾经多次修浚,故六脉渠在各朝代均有差异。兹分述如下:

1. 乾隆五脉

据同治十年版《番禺县志》,乾隆56年(1791)总督福康安曾修六脉渠,但只有五条在记,其一已淤。

(1)城北一渠:由十九洞到小北街药师庵,排越秀山水。由越秀山下华光街、十九洞到小石街药师庵。本渠为天然水渠,是古宋城外北郊的东溪,汇入文溪古道,由长塘街出濠。明代筑城,文溪已淤,故改由铜关入东濠。渠在天平横街尾有黉桥。本渠下游积水,旧时为菊湖,今多池塘,一雨即涝。因文溪已淤,排水不畅。

(2)城东一渠:由状元桥到文明门。即一般称左二脉,大部分以古文溪为基础,排东城积水。状元桥在小北路南段丹桂里南,即今法政路和小北路交界附近。渠沿仓边路到大塘街和长塘街之间到文明路穿城入濠。明筑城后,文溪断源,才成为渠。清时,长塘街口仍有文溪桥(即明月桥)存在。大塘街内还有明万历黎崇敇的“文水居”,今塌。

(3)东门一渠:由文溪桥到贡院(即今鲁迅傅物馆)东穿城出东濠,称左三脉。排东门雨水。文溪桥流到大东门一段早已填塞,可能为古越城南濠。到东华里和左三脉主渠相连,转南流出贡院东侧出濠。

(4)莲塘街到华光庙一渠:本渠居城中。为内城中部主要排水渠。由观音(越秀)山吉祥路到教育路入濠,即沿宋子城、西城间西湖故址而成。

(5)九曜坊一渠:渠在学院署内东文场地基之下,由桂香街再到三圣宫。三圣宫位于马安街和南胜里渠口,这条一般称右一脉。

乾隆五脉是指曾修渠道而言,不一定符合右六脉;当时修渠是因乾隆年间渠道失修,大雨淹街。其后,《南海百咏续篇》认为当时六脉未失,惟浚渠未浚第六脉。这第六脉即“上古桥”一脉云。

2. 嘉庆十脉

嘉庆时,地学家康茂园大浚六渠,因强分渠系只得五渠,说尚欠其一。后赵笛楼加浚五脉是为嘉庆十脉。兹按阮元《广东通志》,下述十脉未把明谭清海的上古桥一脉道出。故《南海百咏续编》称他们“仅据保甲片言,谓六渠已淹其一,但有五脉而已。省县志因之,殊可笑也”。可见六脉在清代已普遍失传。嘉庆十脉以嘉庆十五年(1810)布政使曾懊重疏五渠时所析十渠为详细。兹据《番禺县志》论述。

(1)由卫边街中部邓家祠内起经七块石过清风桥,南下流水井,出仙湖街过仙童桥,由桥脚穿出玉带濠。本渠在乾隆时,向北伸入莲塘街,即莲塘街到华光庙一条,后称左一脉,即今吉祥路到教育路。本渠今天仍是街渠,在卫边街和华宁里之间仍有低地,七块石街现仍保存,大石只余五块完整的。大石长一丈多,阔二尺余,厚达1尺。铺在街渠上,位置也最低,是广州街道少见的大石条,志称“宝石桥”即用它铺桥面。因在华宁里,又称“华宁宝石桥”。水流经抚院东大街上的清风桥,入流水井街。唐代为西湖,宋为白莲池;今在南方戏院内仍有九曜石和池塘古迹。南流入仙湖渠,渠上有大石数块,即仙童桥;桥下有大水窦,开在城墙下部,为半圆拱门式的排水渠口。本渠在清代才成,因明代羊城八景有“药洲春晓”,湖池尚未湮没。

(2)由桂香街南到贤藏街、马鞍街城脚出濠。这渠和乾隆五脉所述相符。后称右一脉,山孚通街口二圣宫南胜里大渠入濠。

(3)城北西华二巷庙后到西水关一渠。本渠是明渠,故有天濠街之称。大坑和小兰湖也在这里,为古宋城北边城池,明扩城后,才归入城内。

(4)周家巷闸门到玉带濠一渠。这渠是古西澳或古西濠遗迹。本渠宋代由擢甲里以下可以行舟。全渠由周家巷西头,南流经官塘街、豆腐巷、擢甲里、光塔街出南濠街和西濠街间大渠出濠,上有石桥,南出大水关入濠。这渠现仍用,在民国初年明渠也由玉带濠伸到毕公巷北。今为海珠路所在。清时称为右二脉。

(5)由杏花巷西到小水关穿西城入西濠。这条渠古称右三脉,比较短,即今天由纸行街中部南流到惠爱西路折向第五甫、第六甫水脚交界处入濠。明古渠之一。

(6)由莲塘街到狮子桥出东水关入濠。即经大石街南出,汇其他渠水。

(7)由莲塘街经九如坊过状元桥一渠。即今由莲塘路北段省人民政府过九如坊,入小北路法政路交界处的状元桥。旧志称由莲塘街通两槐洞过九如坊入状元桥。今省人民政府内仍有低地池塘,或即古渠所经。

(8)由菜园石桥到簧桥,过状元桥出铜关入东濠。即乾隆五脉北面一支,十九洞到药师庵渠道。城北古为田地,多种菜、养鱼(有八大鱼塘在这里)。明筑城后,把北郊纳入城内,因排水大难,分渠也多,只靠铜关出水,故小北易成涝灾,本渠在民初仍存。由马庄巷南、法政路(旧中山大学)西侧开始,南入法政路南,再东出铜关。天官里东头一段今还在,石桥(万安桥)仍存。渠南伸到万安里东。按旧图状元桥东行还过三条小石桥,故小渠不少。铜关(潼关)即今黄华路桥处,是城北低地及越秀山水的排水总渠,常不能通洩,因城北水是以文溪、西湖为主要排道。明筑城后,两河俱废,只靠铜关出水,故易成灾。

(9)由司后街谭家祠经文溪桥、长塘街到盐司街(贤思街)在城脚入濠。本渠和乾隆五脉相近。但不直上北面排越秀山水。在司后街两头有渠,而街也是低地,故两渠实可通,即华宁里渠和谭家祠渠在古代同是由宋城北面濠池地带来,是可以通舟的。司后街南即为高地区,即城隍庙到新华电影院高地,古子城的北城墙。此段高地陡坡很直,表明是人工开凿所成。子城东面有“洛城街”、“卫边街”等古城外街名(即今吉样路),而东连宋东城的北边池濠“濠弦街”。志称南汉刘龑凿通西湖和古文溪,则华宁里和濠弦街之间,正可作为开凿池濠地点。本渠又称左二脉。

(10)东门内东华里口到贡院后墙东边城脚。这渠没有了乾隆五脉所述的头段(文溪桥到贡院一段)。本渠又称左三脉。

总之,十渠中,小北三渠实即一脉,它与大北一渠同为明代新渠道。六脉渠加上大北、小北两条明城新建排水渠,广州城内应有八条主渠为是。乾隆五脉是不完备的,因而明代扩北城后,北城大片低地排水不良,可见六脉渠的作用仅限于宋三城地形北高南低的格局。

3. 道光六脉

道光六脉见于道光年间樊昆吾的《南海百咏续编》的六脉渠说。称:“正西门一脉由草行头起出光孝寺街、诗书街,汇大石街诸小渠,绕龙王庙而出上古桥外,即白糖会馆,入于西濠出海。归德门一脉由豆腐巷起,出擢甲里,汇西门大街及光塔街诸小渠,南入南绩街果桥下,外即王婆栏,入于南潦以出海。大北门一脉,由越井冈起,南下白莲塘,西汇兰湖(即小兰湖),至回子营,出水关桥入海。此旗地之三渠也。小北门一脉,由越秀山左起,出双槐洞、丹桂里,过状元桥,汇合各小渠,绕五桂庙而出铜关外,纳白云文溪,顺东嚎出海。此亦随龙大水,不回顾大城者。小南一脉,由雅荷塘起穿仁和里出仓边街,汇各小渠,绕东岳庙,直下长塘街,至贤思里复古庙下而出暗窦口外,即文德里,于清水潦出海。大南一脉,由古药洲起,出宝石桥、清风桥、流水井至九曜坊,汇龙藏街各小渠,穿仙童桥下,外即南胜里,入于南护濠出海。此民地之三渠也。”

按这六脉,尚欠右一脉的连新街至马鞍街一渠,及贡院右三脉一渠。小北各渠合为一渠。该文作者称南濠东段为清水濠,称东濠顶部的横坑为文溪,是值得注意的。并言东濠无潮水托顶为灾,和今天情况一致。

4. 同治六脉

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入广州,广州城遭大破坏,毁屋甚多,渠道壅遏,大雨即受水淹,行道维艰。故同治九年(1870)王凯泰修渠时,要新辟渠道,但主要仍有六条。兹按《南海县志》所载分述,井详及支渠。但南流六脉渠只限于宋代三城,明代扩展北城区要由东西水关出水,故需南北分流。

(1)督署前渠(督署即今民政厅,在吉样路和越华路交汇处)

北流;由落城街(洛城街,今拆建为吉样路)过莲塘街,合抚标箭道(即今中山纪念堂地)横渠东流入五福巷到铜关入东濠。即今由吉祥路到法政路一渠。

南流:由华宁里、卫边街民房中,过七块石(有桥),出清风桥,下流水井、南朝街,由义隐书院中入学署后院,贯九曜池、仙湖街、仙童桥入濠。即左一脉。即今吉祥路、教育路低地。

(2)抚署右渠(即今中央公园地)

北流:由连斩街北经莲花井至九眼井,西入九龙街,过大北直街,由西华一巷过财神庙出北水关入西濠。即今由连新路北流和大北一渠相接。

南流;由雨帽街、桂香街、贤藏街、马鞍街、孚通街,出二圣宫下穿城入濠。即右一脉。

(3)西城百炙街尾明渠

北流:向西北流一支,出北水关入西濠

南流:为阴渠,比北流支渠长,计经官塘街(观塘)、窦富巷(豆腐巷)、擢甲里、杏花巷、西濠街(今拆建归海珠中路),过石桥,由大水关入南濠。即右二脉。本渠在民国初年到官禄路东和毕公巷北。今石桥还在尚果里(上古里)至麻行街之间,古称上古桥。

(4)旧仓巷渠

北流:由梯云里北经司后街,入谭家祠转高家口东流入濠弦街、天官里民居后,合万安里明渠出铜关入东濠。即由今天旧仓巷、梯云里,经越华路、豪贤路出东濠。

南流:由惠竺寺边经仓边街南流黄家巷、毓秀坊、文溪桥、长塘街、贤思街(盐司街)土地庙下,出城入濠。即左二脉。

(5)观音山下渠

由越秀山龙王庙左东流过菊坡精舍前,过将军鱼塘由塘东出贯容家园中合高社十八洞南流支渠,又合十九洞南流之渠,同出洪桥,东流过刘家园、小北直街,到飞来寺合状元桥下之渠,由铜关入东濠。在法政路、中大附中西侧,可见露天渠渠迹。法政路即为古渠所经。

(6)龙王庙右渠

由越秀山龙王庙南下越秀街,穿东墙入和康里,由抚标箭道东过(中山纪念堂北)莲塘街中约,汇督署前北流之渠,东入五福巷、双槐洞、崔家巷理事厅照墙、狮子桥、三多里、九如坊、丹桂里到状元桥,出铜关入濠。即大致沿大石街南、法政路出铜关东濠。

此外,还有西门内纸行街明渠直流诗书街龙王庙前出西水关。东门内东华里明渠过福德祠南流,循贡院东围墙外东出城根入濠。支渠更多。不能尽录云云。

另外,又据《南海续志》所载,同治六脉则是:

(1)三元宫经清泉街过大北直街(即今解放北)入西华一巷到北水关入西濠。渠口有桥,整条为阳渠。渠不大,旧志疑不入六脉渠,因太细小。

(2)九眼井西渠。正渠由九龙街南入徐家巷过大北直街入西华二里出北水关。一由九龙街入榕树巷过大北直街入周家巷出北水关。横渠一在北水关,一由福盘里口到官塘街,经豆腐巷过惠爱街(即惠爱路)入擢甲里,杏花里东侧到大市街转西流诗书街出大水关南濠全是阳渠。穿城处有半圆大渠口,即明时建城所筑,位今大德路、海珠中路南头交界处。

(3)由九龙街到莲花井直下桂香街、马鞍街到三圣宫入南濠。同治十年(1872)只通到莲花井,以南渠没入民居,只在雨帽街中间和连新路有渠迹可见。

(4)由龙王庙南下莲塘街、卫边街(即吉祥路)、华宁里、古药洲,经七块石、清风桥、观莲街、龙藏街、仙湖街,过仙童桥入渠。本渠大,是六脉渠迹。但在七块石到观莲街间为民居所压。即左一脉。有横渠由莲塘街过狮子桥、天平横街入第五脉(即下渠)。

(5)由十八洞入小石街药帅庵过青龙桥、聚龙桥入铜关。受第四脉横渠水。自莲塘街、狮子桥到天平横街口渠很大,但很多段受民房压着,到太华坊又有民房骑过,故同治时还未掘出咸丰丁巳年间毁去的渠迹。而小北火灾塌毁了由源头到洪桥、小石街药师庵、青龙桥一段,很久未有恢复。

(6)由聚龙桥到万安桥,万安里全街仍为阳渠,渠大。同治时还掘出道光时立的“禁压渠石碑”,但大部仍被居民压了。本渠由东而西过谭家祠南流出旧仓巷、文溪桥。以下又为民房所压。由大塘、长塘二街之中,出贤思街,入南濠。横渠由东华里到贡院(今广东省博物馆、鲁迅纪念馆)。本渠和第五脉通,雨天自云山越秀山山水并发,即有水淹。

同治六脉这个系统和上一系统大同小异,而渠道排水互相连通则是共同特点。即六脉多可互相沟通,流向也和前朝不一致。分流点不明,随时代变动,表明民房压渠和各期清理工程的影响。小北渠系复杂,故为历代水患原因。城北的东西渠道系统和城南的南北渠道系统常有矛盾,但城南六脉多沿越城高地南倾地势开成,故排水便利。独城北,尤其小北却成积水洼地,几百年来未能畅通。推其原因,主要为明代改文溪南流系统、斜引东濠的结果。因古文溪由小北花园南流后,分为二支,按今天地形仍可指出。一条是由小石街、黉桥、狮子桥出华宁里入九曜池(即今南方戏院内)。故《白云越秀二山合志》称:“狮子桥在大石街西南双槐洞,接观音山之水,走清风桥(这桥是一座低矮的横跨过古六脉渠的街桥,桥面即街面)、七块石而出”。即沿左一脉出东澳。一支沿旧仓巷经文溪桥(也是一座矮小渠面街桥)出东澳,而不是由铜关出濠。故今天小石街和大石街一带最易积水的原因,即在于地形低凹。故明初凿开黄华塘小丘,塞月洞门,改引文溪东入东濠也无法解决小北积水问题。清代地势低处即填高,使城内各渠排水困难,要互相沟通,但仍不易排水;一遇大雨.各街均淹,尤以小北区为严重。


广东草药专家沙湾何其言

作者:梁谋

在明代,广东曾出现一位草药专家何其言。他是番禺沙湾人,字克谏,号青萝山人。何其言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二十六七岁时,明亡,他不甘事清,遂隐居于沙湾附近的青萝嶂,采药著书,种花酿酒,终其一生。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有诗描写他的生活:“青萝山中有茅屋,土墙蛎径幽人筑。春来屋内屋外花,客坐前山后山竹。盎头良酿开数升,架上素书闲一束。”读此,也可见其为人。他不独志节高矫,且能作诗,又常采药救济邻里。陈恭尹为他祝寿的诗写道:“姓名不愧何高士,甲子终虚宋永初。七字题诗成白社,千峰采药散比闾。”更赞其“落落乾坤觉汝贤”。(见《独漉堂集》)可见他为陈恭尹推重之深了。

他熟识草药的品种,后来又拜一位道士为师,他经过研究与实验,写成《生草药性备要》二卷,书中所记之药都是广东土产,而又为《本草纲目》所未载。卷上有“七叶一枝花”等149种。卷下有“千子斗”等164种。每种注明药性与疗效,便于参考。此书有康熙二十年刻本,后来又有守经堂、丹桂堂、壁经堂刊本。

西湖沈季龙曾著有《食物本草》,何其言认为病从口入,误食足以害生,于是与其侄省轩进行辑补考证,把可以作为家庭饮食参考的材料写成《增补食物本草备考》二卷。上卷“水类三十条”,“谷类三十四条”,“菜类八十条”,“果类六十条”。下卷“禽类四十二条”,“兽类三十二条”,“鱼类七十二条”,“味类二十八条”,附食治方十四条。

  何其言写过两种书,对于祖国医药及饮食卫生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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